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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三国前传王晓毅（著）第一幕：继位之争 [打印本页]

作者: baoyuqing 时间: 2022-10-7 12:33
标题: 三国前传王晓毅（著）第一幕：继位之争
本帖最后由 baoyuqing 于 2022-10-7 12:49 编辑

三国前传序

　　“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

名家推荐语

　　北京大学教授、著名学者、《花间一壶酒》作者李零先生：
　　斩黄巾，诛宦竖，董卓进京。故事要从这里说起。乱世英雄起四方，家家思乱，人人思危，大家全玩阴谋诡计。讲史是中国传统，《三国演义》之前有太公故事。政治独爱强权，文学偏怜弱者，历史的是非或在二者之间。
　　清华大学教授、魏晋史研究专家王晓毅先生：
　　历史选择的北中国的霸主，不会是武夫董卓，懦夫韩馥，迂夫孔融，只能是那个有恶少气的“英雄”曹操。这位一流的大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他那慷慨悲凉的诗句犹如璀璨的宝石，被恰到好处地镶嵌在《三国前传》营造的历史情境中，为不可替代的建安时代精神，画龙点睛：“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自由撰稿人、《帝国政界往事》作者李亚平先生：
　　在我看来，这本书是三国史研究的最重要成果，有资格与《三国志》《三国演义》并列在一起。如果你想不被误导地弄清三国时代是怎样形成的话，读这一本书就够了。

三国前传序

　　瓜熟蒂不落，水到渠不成，依据“不打不倒”这一极有中国古代特色的政治规律，腐朽透顶的东汉王朝毫无理由地继续存在了半个世纪，在宦官手中作惯性运动，按权力竞争的“舔痔”比赛规则（《庄子·列御寇》记载，曹商为宋王出使秦国，秦王赐其马车百辆，回国后去贫民窟向面黄肌瘦的庄子炫耀。庄子故作惊讶问：“听说秦王有病求医，挤疖子破脓疮，赏车一辆；用舌头舔痔疮，赏车五辆。治疗方法越下贱，赏车越多。您得这么多车，究竟干了些什么？”），这类不阴不阳人物因与皇帝身体的距离最近而总是赢家。巨大的历史转折往往以偶然事变为契机，中平六年（189）八月戊辰，袁绍率军突入宫省，对宦官实施了灭绝式屠杀，从那些无胡须而仓促中来不及脱裤“验明正身”的冤死鬼身上，可以看出这次行动干净利落地铲除了寄生在东汉皇权政治中枢近百年的毒瘤，病入膏肓的东汉王朝也在这次大手术中名存实亡，拉开了三国历史的序幕。
　　于涛博士以敏锐的史识，将189年汉灵帝死后洛阳上层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作为叙事起点，通过穿插进行的倒叙，追溯了东汉中期以来外戚、宦官、士人、武人错综复杂的恩怨纠葛，将郁积了百年的社会矛盾在这个特殊时空聚焦：正在“西园卖官”的宦官，不甘心政治边缘化的西北武人，准备付诸暴力的清流士大夫，在该年四月至八月之间围绕控制皇权进行着最后的较量，一度因大将军何进犹豫不决而陷入僵局。洛阳政变打在了东汉王朝这个泥足巨人的脚上，庞大的帝国轰然倒塌，事态没有清流名士预设的那样恢复社会正义与秩序，而是一发而不可收：董卓进京、关东联盟、献帝西迁、中原混战……留下的是社会总崩溃后一片血肉模糊的记载：“家家思乱，人人自危。……大者连郡国，中者婴城邑，小者聚阡陌，以还相吞灭……乡邑望烟而奔，城郭睹尘而溃，百姓死亡，暴骨如莽。”（曹丕语）
　　从公元189年洛阳动乱到220年汉魏禅代的三十一年间，中国历史蹒跚在通往三国鼎立的路上。这是一条空前酷烈的战争兼并之路。当天命论与纲常礼教随东汉皇权一起倒塌之后，游戏失去了规则，道德不再有底线，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不是礼义廉耻，智力与武力才是生存的依据。废墟中站起的士大夫埋葬了自己的过去，拿起了剑戟，开始了由儒士向军阀的转化，从温文尔雅的书生，一变为“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曹操语）者。
　　于涛博士以生动的笔触，从士人变异的特殊视角，再现了汉魏之际新兴士族社会诞生的宏大历史画卷，如临其境。不仅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阴谋诡计、叛卖厮杀的历史细节，而且展现了细节背后的动机、意志、情感与欲望，还有心灵的挣扎与无奈。荀攸、钟繇、陈群、司马懿……当这些后来被称为建安名士的新兴士人最终聚集到曹操幕府的时候，一个新时代开始了。历史选择的北中国的霸主，不会是武夫董卓，懦夫韩馥，迂夫孔融，只能是那个有恶少气的“英雄”曹操。这位一流的大军事家、政治家，还是个多愁善感的诗人，他那慷慨悲凉的诗句犹如璀璨的宝石，被恰到好处地镶嵌在《三国前传》营造的历史情境中，为不可替代的建安时代精神，画龙点睛：“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如果从本科学士论文选题开始算，历经硕士、博士至目前，于涛博士在这一领域已经耕耘了整整十二年。他出于兴趣而非谋稻粱地选择了历史专业，这在当今时代为数不多，其中缘由是自少年时代对历史的痴迷。当初我曾劝他不要将汉魏之际政治史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方向，因为经上世纪50年代一流大家密集轰炸式研究之后，继续开拓的难度太大，犹如挑战高起点的跳远记录，每增加一厘米都要付出超常的代价。幸好他没有接受我的经验之谈，兴趣加勤奋，在这一领域别开生面。书中除了标明的前人论点外，精彩之笔多是其独到见解。更可贵的是，多年艰难探索到的学术理念和细节，在作者同情的理解中复活，化为鲜活的历史意象和情境，将读者带回一千八百多年前，血腥的三国前夜。
　　王晓毅
　　2005年11月10日于清华大学荷清苑

*继位之争

　　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序》　

　

谁做天子：新规则带来的大混乱(1)

　　东汉中平六年夏四月丙辰，即公元189年5月13日，三十四岁的灵帝在他母亲——董皇后的寝宫——洛阳南宫嘉德殿中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身旁只有一名宦官，时任小黄门之职的蹇硕从灵帝手中接过了遗诏。有关这份遗诏的内容，想必董后也已经了然于心了吧！
　　皇帝的母亲还是皇后，而不是太后，这未免有些不合常规，但却是事实。皇帝驾崩前，没有召集自己的大臣们，嘱托一下自己身后应注意的国家大政方针，这总是让人费解的事情吧！而灵帝生前又没有立太子，那份遗诏是否关涉新君继立，蹇硕没有及时公布，大家也就不得而知了。偌大的帝国不可一日无君，当务之急便是确定谁来登基。
　　按理说，这本该属于国家政治中的大事情。可是，从东汉和帝至灵帝的一百年间，却变公为私，成了纯粹的“家务事”，料理过这桩家务事的有三种人，他们是：
　　后宫的女主子——旧朝的皇后、新朝的太后。
　　女主子的父兄。作为外戚，他们通常在“家务事”中要扮演出谋划策的角色。因此，我们在史籍中就会看到，凡是记录有关新君继立的事情，就会出现一种固定的书法，即后与兄某某“定策禁中”，也就是说新皇帝的位子由谁来坐，这两种人就可以商量定了。
　　此外，还有一种人，那就是宦官。百年间他们在新君继立上也出过面，那还是在安帝延光四年（125）十一月二日（公历12月14日）的时候，由中黄门孙程为首，十九名小宦官“聚谋于西钟下”，发誓改变阎太后和其兄长车骑将军阎显迎立外藩继统的计划，要把废太子刘保重新扶上皇位。十一月四日（公历12月16日）夜，孙程等人发动宫廷政变，斩杀数名大宦官后，控制局势，拥戴刘保即位，是为顺帝。阎显虽试图反扑，但终无所成。孙程等十九人因此举，皆封侯。
　　可见，皇帝的继立已经脱离开了法定的程序，甚至还要出现暴力夺权的事件，显然是不正常了。而百年间，走马灯似地换了十位皇帝，这十位皇帝继位时年龄都不大，最大的是桓帝，十五岁；最小的是和帝之子殇帝，还在襁褓中就被抱上了朝堂，供百官朝拜。
　　之所以如此，范晔在《后汉书》卷一〇上《皇后纪序》中说得就很明白：“东京皇统屡绝，权归女主，外立者四帝，临朝者六后，莫不定策帷帟，委事父兄，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贤以专其威。”
　　所谓“皇统屡绝”，是说皇帝没有子嗣，也就没有了接班人。这从和帝开始就有了先兆，和帝十岁登基，在位十六年，虽然有过很多皇子，但都早早地夭亡了，皇室自身无法找到病因所在，情急之下，索性把新生的皇子们寄养在民间，后来似乎就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灵帝的皇子辩就是在一位有些法术的“史道人”家里长大的。而和帝直到驾崩前才勉强保住了一个百日大小的男婴，算是可以继统了。但婴儿还没到呀呀学语的时候，就告别了人世，和帝一脉自此断绝。
　　不过，这并不是多么要紧的事情，毕竟皇族还很壮大，新皇帝可以从皇族成员中产生。要紧的是，选定新皇帝的太后和外戚迷恋上了幼主登基、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的模式，虽然他们会受到来自于制度层面的惯性干扰，尤其是东汉前期的当政者基于对前朝政治失误的自觉反思，明确规定了后族不得参与政治，使得他们在政治领域中一度还有所克制，像明帝时的马皇后尚能出面限制马氏兄弟的参政、封侯；和帝时外戚窦宪还需借尊崇太傅邓彪，变相地来对国家政治施加影响等。可是，太后、外戚一经控制了新君的继立，就完全可以确立天子对他们的依附，而天子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绝不能因为他年幼无知就可以被臣下否定的。手中有了天子这样的砝码，太后等人就没有必要去屈从于制度的摆布，而反过来就摇身一变成了皇权的代表，制度就可以为己所用了。
　　更需注意的是，太后临朝称制，却认为自己要和朝臣们在一起商议国家大计，是不成体统的事情，便让身边的宦官作了传声筒。宦官们一经有了这样的机会，摇身一变就成了现实皇权的代言人，正所谓“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后汉书》卷七八《宦者列传序》），宦官专权又在所难免。

谁做天子：新规则带来的大混乱(2)

　　如果上述掌握着国家命脉的各色人等，处处为国家利益着想，能够让手中至高无上的皇权服务于政治清明，普惠子民百姓的话，出现另类的皇统继承模式，出现非士人的专权者，本也无可厚非。但是，历史明明白白地写在那里，美好的幻想和真实的现实总有着很大的差距。
　　太后、外戚和宦官对东汉政治的介入，使得皇权发生了变异。变异后的皇权却是以侵蚀国家政治肌体为能事，把构成国家政治的要素，都看作是可以变卖的财产，甚至出现了三公九卿可以待价而沽的怪现象，并且产生了与之相配套的交易规则——“富者则先入钱，贫者到官而后倍输”（《后汉书》卷五二《崔骃传》）。这些人一旦品尝到了美食，穿上了锦衣，有着挥霍不完的金银，沉浸在“现实利益”的无穷“欢乐”中的时候，再让他们有所放弃，让他们用一个健康的成人的头脑思考思考为这个国家做一些执政者应该做的有益的事情，那可就是千难万难了。大将军梁冀因为听到了八岁的质帝说他是“跋扈将军”，敏感的神经就绷起来了，在他看来小皇帝认识是超前了，与年龄不符，对他构成了威胁。于是，就鸩杀了质帝，换个皇帝，让自己永葆富贵。这就是“贪孩童以久其政”。
　　任由私己利益的大肆膨胀，外戚和宦官的门生、故吏、姻亲、宾客充斥于国家政治机构的上上下下，极大地破坏了正常的政治秩序，东汉末期有位很有才气的思想家仲长统，他在《昌言》中有过这样的描述：
　　权移外戚之家，宠被近习之竖，亲其党类，用其私人，内充京师，外布列郡，颠倒贤愚，贸易选举，疲驽守境，贪残牧民，挠扰百姓，忿怒四夷，招致乖叛，乱离斯瘼。
　　政治已经腐败到这种程度，东汉帝国的崩溃看来是迟早的事情了。
　　而频繁的帝王更替也会使母后、外戚、宦官处于变化之中。新帝的确立就可能意味着新母后、新外戚、新宦官的出现，而旧集团一旦败亡，其所释放出的杀伤力极其巨大，往往会把国家政治推向解体的边缘，像桓帝诛杀梁冀及其宗亲，就出现了这样的局面：“所连及公卿列校刺史二千石死者数十人，故吏宾客免黜者三百余人，朝廷为空。”（《后汉书》卷三四《梁冀传》）
　　灵帝刘宏不是桓帝的儿子，其帝位的获得，也是太后和外戚商量定下来的，属于外藩继统。灵帝的母亲虽然能跟着儿子来到了京城，进了皇宫，但却没有资格做太后。灵帝在位二十一年，比起列祖列宗来，时间不能算不长了，他是否能够有所作为，遏制国家政治的颓势呢？虽然灵帝自我感觉不错，曾经问臣下说：“我和桓帝比起来，怎么样啊？”言下之意，灵帝认为自己要比桓帝强很多了，自然也希望臣下知趣，说些恭维的话。可是，被问及的大臣却不想昧着良心说话，但又不能让这位正在兴头上的皇帝丢了颜面，便对灵帝说：“陛下之于桓帝，亦犹虞舜比德唐尧。”（《后汉书》卷五四《杨震传》）话中有话，不要比了，桓帝就够糟糕了，灵帝还不如桓帝。可以想见，灵帝一朝会是个什么样子。
　　而后世人一般也把东汉桓灵等同视之，认为那时是宦官专政，小人当道，上下离心，社会风气败坏，像曹丕在《典论》中说：
　　桓灵之际，阉寺专命于上，布衣横议于下；干禄者殚货以奉贵，要名者倾身以事势；位成乎私门，名定乎横巷。由是户异议，人殊论；论无常检，事无定价；长爱恶，兴朋党。
　　诸葛亮在《出师表》中也说：
　　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三国志》卷三五《诸葛亮传》）
　　但是在皇统继承上，较之前朝来说，灵帝应该算是幸运的，他有两个皇子活下来了。中平六年的时候，皇子辩十七岁（《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张璠《汉纪》说刘辩年十四。今从《后汉书》卷八《灵帝纪》），皇子协九岁。可是，麻烦也并未因此而减少。

谁做天子：新规则带来的大混乱(3)

　　灵帝是否顾及到了身后事，只要是蹇硕不把遗诏公布，那就是一个谜。这就使得何皇后成为当时最为心焦的人。子荣母贵，这对于后宫的妃嫔来说是一项不变的法则。况且做了太后，那是何等的美妙！但是何后之子辩在其父皇眼中却一直得不到宠爱。大概是因为他没有皇家子弟的那份雍容，平素的举止更多些世俗气。不过，作为嫡长子的他在灵帝驾崩之后继任大统应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后总可以心安理得地等着做她的太后了吧！然而这里面却出现了波澜。
　　兴风作浪者是灵帝之母董后。这位颇有野心的后妃在其子当政之时，无法得到“太后”的尊号，但是她对于参与朝政却有着固执的追求，以致教会了自己的儿子怎样去卖官鬻爵，把皇宫中的西园变成了钱库。宦官成了“经纪人”。那时确定下来的卖价如果让他们的前辈看到，也只能自叹弗如了。新规按照秩级大小来额定“零售价”，定价标准是每石一万钱，你想做个郡守的话，就要拿出二千万。但这里面也有折扣优惠，条件是有德或是达到迁官年限，即“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后汉书》卷八《灵帝纪》注引《山阳公载记》）。像曹操的父亲曹嵩，据说就是向西园输钱一亿，才做了太尉。
　　即便如此，作为藩妃要听政朝堂却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而皇孙协对她的依赖又使她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憧憬。
　　灵帝的驾崩使得这一憧憬眼看就要成为现实了，董后当然不能放弃这次难得的机遇，她要为此做些事情。侄子董重出任骠骑将军，有了领兵权；蹇硕也同董后结盟，这位小黄门在当时可谓权倾一时。小黄门在宦官的序列中，还不算大，但蹇硕长得壮健，还有些武略，就在中平五年（188）灵帝大兴武备，组建西园军，设八校尉，蹇硕被任命为上军校尉，成为西园军的统帅，在他下面还有中军校尉、下军校尉、典军校尉、助军左右校尉和左右校尉。这其中，就有汉末的风云人物——袁绍和曹操。蹇硕掌握着武装，是何其威武！在军事上，就连大将军何进都要唯蹇硕之命是从。并且在灵帝临终前，还将皇子协托付给他照料，至于期间还有什么隐秘，蹇硕有没有就此事做些文章，史书缺载，也就不得而知了。而董重和蹇硕的存在，使得董后很是得意，强硬的态度也就自然地溢于言表，在何后对她显示出某些不屑的时候，她便很急切地站出来，告诫何后说：“你不要嚣张，你所依赖的不过是你的哥哥，我会叫骠骑将军把何进的头砍下来的。”
　　可是，董后却严重低估了何后兄大将军何进的力量。

名士入府：是装点还是另有企图(1)

　　在通常人看来，何进这个屠家子能有多大的作为呢？他因其异母妹的入宫受宠而平步青云，做了大将军，封了侯，有权有势。但与其妹在宫内的生活不同的是，他在宫外要处理更多更繁杂的事务，这恐怕是他从未想过的。此时的洛阳又与以前大不相同，灵帝早在中平元年（184）三月壬子就下令大赦天下党人，洛阳城中的各官署异常繁忙起来，朝廷征辟的任命一道道发向州郡，被禁锢的党人开始陆续回到朝堂。三月壬子的大赦令，能否看作是灵帝对前朝以及自己执政期间出现的政治失误所作的一次认真的检讨，并且以此作为契机，来做一次彻底的革新，扭转国家的疲敝，使得东汉帝国延年益寿？就目前所见材料而言，灵帝有此举动，是因为害怕党人投靠黄巾，不得已而作出的决定。
　　党人得以自由已成事实。外戚大将军何进也要跟上潮流。据记载，何进执政期间，共招揽海内名士二十余人，他们是：袁绍、伍孚、荀爽、荀攸、陈寔、王允、郑泰、华歆、孔融、申屠璠、王谦、刘表、王匡、鲍信、蒯越、陈琳、郑玄、何颙、逢纪、边让、董扶、张纮等。其中可确认其党人身份者有：荀爽、陈寔、王允、孔融、申屠璠、刘表、郑玄、何颙等八人，并且刘表还是当年党人中的重量级人物，名列“八及”之一（《后汉书》卷七四下《刘表传》说，刘表为“八顾”之一。与同书《党锢列传》所载不合。今从《党锢列传》）。“及”的意思是能为人表率，是人们可以效仿的对象。“八及”之上还有“三君”、“八俊”和“八顾”。“君”是宗师，“俊”是精英，“顾”是道德楷模。“八及”之下还有“八厨”，“厨”是乐善好施，能以钱财救人。
　　然而，时过境迁，劫后余生的党人是否还会有明确的目标来校正群体的行为？党人的节义之气经过党锢的消磨是否消失殆尽？重新回归朝堂的党人会把自己定位在哪里？……问题会一直不断地提下去，拷问着党人的良心。
　　如果从理念上讲，党人的回归，其首要任务应致力于矫正国家政治的偏失，将迷失方向的航船重新引入正常的航道。但党人与宦官长期形成的宿怨仍旧横亘在心头，那深深的创伤不会因时光的流逝而得以缝合，宦官的存在只会消融党人服务当时政治的意愿。
　　再从现实来看，灵帝末年政局的微妙变化并没有改变党人的政治地位，表面上党人受到任用，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流行性的装点，党人仍旧游离于政治核心之外，似乎要作为旁观者，“冷漠”地听任国家的衰败。像何进为郑玄设“几杖”，行敬老之礼，郑玄并不以为然，人来了就给足了何进的面子，至于做官，还是算了吧，史书中说：“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后汉书》卷三五《郑玄传》）
　　既然如此，那么党人入朝，只是为了在执政者面前表现一种姿态吗？申屠璠的同乡要劝他入大将军府，放弃做隐士的想法，在信中这么写道：“今颍川荀爽载病在道，北海郑玄北面受署。彼岂乐羁牵哉？知时不可逸豫也。”（《后汉书》卷五三《申屠璠传》）前面的话好理解，无非是给申屠璠树立个榜样，荀爽、郑玄都是公认的“硕儒”，他们都没拒绝何进的美意。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还不是享清福的时候。这句话颇能引发人们的遐想。不能享清福，就要有所作为，但宦官仍旧当道，要作为的途径是不存在的，除非大将军何进会为党人开辟一块新天地。
　　而对于何进来说，他是不会体味到党人的苦楚与辛酸。他是外戚，是现实政治的直接受益者，不存在与宦官的利益冲突，况且何家的富贵在相当程度上还得益于宦官的扶助，何进的弟弟何苗就曾对何进讲：“始共从南阳来，俱以贫贱，依省内以致贵富。”（《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大宦官张让也说：“先帝尝与太后不快，几至成败，我曹涕泣求解，各出家财千万为礼，和悦上意，但欲卿门户耳。”（《后汉书》卷六九《何进传》）他们之间的默契不言而喻。

名士入府：是装点还是另有企图(2)

　　这样看来，靠何进来实现党人与政治的再续前缘，几无可能，申屠璠的归隐、郑玄的出走，乃是明智之举。但是，党人亦处于分化中，而且何进招揽的名士也不都是党人。
　　在受到何进青睐的海内名士中，非党人的袁绍具有代表性。
　　袁绍，汝南汝阳（今河南省周口市西南）人。他是灵帝朝司空袁逢庶子（妾生之子），正因为此，袁绍的异母弟袁术很是看不起他，说袁绍“非袁氏子”，是“吾家奴”。后来袁绍被过继给袁逢的兄长袁成。
　　汝南袁氏是东汉著名的政治世家，从袁绍高祖袁安为章、和二朝司徒算起，袁安子袁敞为安帝时司空，袁安孙袁汤为桓帝时太尉，袁汤子袁逢为灵帝时司空，袁逢弟袁隗为灵帝时司徒，即所谓的“四世五公”，“势倾天下”。袁氏之所以能成为东汉政坛的常青树，除去在政治上有所建树外，还有依附时势的一面。这表现为：与外戚结交，像袁绍的父亲袁成，就与“跋扈将军”梁冀是好友，当时在京师就流传着这么一则谚语：“事不谐，问文开（袁成字文开）。”在袁成那里，大概没有什么办不了的事；与宦官又有一层亲缘，中常侍袁赦是袁氏宗族中人，袁氏也乐得认下这门亲戚，在政治上可以相为表里。依附时势，就有了庇护，在东汉后期的政治风浪中，袁氏左右逢源，自可安然处之。而后世人却不以为然，认为袁氏虽为名族，但有如此家风却不足称道。
　　有了这样的家世，袁绍完全可以悠然地过着公子的生活，那时在洛阳公子圈中，呼朋唤友，飞鹰走狗，任侠仗气，很是流行。袁绍虽然也一度沾染上了公子哥的习气，但是，他很快就有了“另类”的举动。在繁华的洛阳城中，袁绍过上了“隐居”的生活。他的“隐居”不是与世隔绝，而是对于来访者要有一个身份上的规定，即“非海内知名，不得相见”。切莫以为袁绍的“清高”，是要修心养性。袁绍的标新立异，是一种树立自己声名的速成之术，这在当时会取得立竿见影的成效。果不其然，袁绍受到了人们的追捧，士无贵贱，争赴其庭，“辎柴毂，填接街陌”。等到中常侍赵忠看到这一景象时，也不由得满腹狐疑，不禁要问：“袁本初（袁绍字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而这个疑问并没有太费宦官们的心思。
　　袁绍入何进大将军府为吏，重新步入政坛，后来做了西园军八校尉之一的中军校尉，进入军界。但他仍旧与何进过从甚密，何进把他视为得力的助手。同时，成为何进的智囊的还有逢纪、何颙、荀攸等人。他们同袁绍的关系也不一般。尤其是何颙，这位南阳襄乡（今湖北省枣阳市西北）人很早就成名了，与桓灵时的政要大员李膺、陈蕃是好友。为此，在党锢发生时，他就成为宦官要重点清除的党人。为了免受迫害，何颙亡命江湖。但他并不像其他流亡党人那样，藏匿起来，不问世事，而是有意要去结交地方豪杰。就在袁绍为父母服丧期间，何颙来到汝南，二人得以相识，并且组成了一个六人的秘密团体，史作“奔走之友”。除袁、何二人外，还有东平寿张（今山东省东平县）人张邈，这也是位著名的党人，名列“八厨”；南阳人许攸，他是一位智谋之士，曾经参与了一次未遂的谋刺灵帝的行动，此事详见后述；汝南人伍孚，他是一位侠客，谢承《后汉书》说他：“质性刚毅，勇壮好义，力能兼人。”还有一位事迹不详的吴子卿。后来，袁绍回到洛阳，何颙也多次潜伏回京，“从袁绍计议”（《后汉书》卷六七《党锢列传》），他们之间究竟谈了些什么？
　　在灵帝驾崩之后，袁绍随即向何进提出了一项“大胆”的建议：希望何进能诛除宦官，为天下除害。这或许就是袁绍、何颙密谈的内容，而“奔走之友”中的何颙、伍孚作为名士，来到大将军身边，想必就是为了执行这一计划而来。此前宦官因袁绍的交友而生成的疑窦也就可以解开了。

名士入府：是装点还是另有企图(3)

　　那么，何进愿意有所作为吗？大将军的苦恼：杀不杀宦官也就在何进和宦官之间保持的一团和气之中，偏偏就杀出一个小黄门蹇硕，明确表示出对董后的维护，并且还得意地宣称：大将军兄弟和天下党人之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就因为我蹇硕手中握有兵权。
　　但是，蹇硕的这种想法未免有些单纯。袁绍已经把他给看透了，而且把他作为大将军能够接受自己建议的突破口。袁绍首先要做的就是把蹇硕的兵权化解掉。就此，他向何进做了一番分析，大意是讲：何进兄弟都握有兵权，他们的部下都是当今英雄名士，对他们忠心耿耿，这与先前窦武、陈蕃向宦官发难，但用人不当是有区别的。只要诛除宦官，何进就可建立功勋，流芳百世。
　　但真正促使何进萌发诛除宦官之念的尚不在此。进而，袁绍通过何进门客张津，向何进转达了另外一重意思：黄门常侍权重日久，又与董后相勾结。言下之意就是宦官的存在已经威胁到何家的利益，一旦董后掌权，皇子协登基，宫中何后母子必受伤害无疑，何进的地位随之会发生动摇，富贵也就会随之而去，这既不是何后希望出现的局面，也不是何进愿意接受的结果。何进必须有所行动，才能从这种困境中解脱出来。诛除宦官是他必然的选择。
　　并且，蹇硕已经在宫内作了杀何进，立皇子协为帝的准备。好在蹇硕身边也有何进的人，在何进进宫的时候，“迎而目之”，暗示何进此处已是危机四伏，何进大惊，慌忙抄近路逃脱，随即调动武装，加强戒备。只要是蹇硕在，何进说什么也不再冒险进宫了，对外就宣称自己染疾在身。
　　而恰恰就在此时，宫中发生了动荡，动荡的结局则有利于何家。众宦官决意维护与大将军和何后的和谐与默契，作为表示，他们抛弃了蹇硕。而抛弃蹇硕的方式又是那样的简单，黄门令一人就将手握兵权的蹇硕收斩了。宫外的董重孤掌难鸣，其实力并没有董后想像的那么强大，何进只派出府中的家兵将骠骑将军府一围，董重自知大势已去，未做丝毫抵抗，便自杀身亡。剩下宫中的孤儿寡母，又何足为虑？一纸奏章就使得忧心忡忡的董后命赴黄泉。
　　在灵帝驾崩后的第三天，即四月戊午（公历5月15日），皇子辩登上了皇位，是为少帝，何后成为太后。一切似乎又恢复了原样。朝堂上有了新君，政治的运行看样子可以接续下去了。但是宦官对外戚的妥协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治会自行跳出桓灵弊政的阴影。是非颠倒，道德沦丧仍旧摆在人们面前，是重走桓灵旧途？还是有所改观？不走桓灵旧途就必须斩断宦官伸向朝堂之手，重新将政治运作的职能交还士人，其可能出现的局面是：宦官成为刀俎之肉。此局面一旦形成，也许会削减政治运行的惰性，为士人理念的恢复创造条件，从而将国家引入治平之世。毕竟，东汉王朝过早地进入衰世，内部耗损实在太严重了，舍弃此途已别无选择。而继续与宦官维持暧昧的合作，那将是一条死路。况且，袁绍等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除掉一个蹇硕。
　　何进虽然已经摆脱了一重苦恼，但随之而来的苦恼使他又陷入到犹疑当中。宦官已经和他重续友情，士人也围聚在他的周围，可是他并没有感觉到这两个群体所能提供给他的宽慰，士人与宦官的仇怨不会因为蹇硕的死而得到化解，何进的快乐自然也无法消融他们之间的冰障。苦恼的延续，使得何进在犹疑当中失去了方向。接受宦官的友谊，可以安享富贵，但士人愤怒的矛头将指向他，作为当朝的大将军，汉帝国的实际施政者，失去了士人的扶助，作为屠家子的他又怎能管理好这个国家？如果固化与士人的结盟，以士人的理想为自身理想，势必要与宦官为敌，危及家族的利益，这对于何进来说，又是极不愿意出现的一种局面。
　　而作为非士人的外戚，何进在士人眼中也许永远只是一个屠家子，这在何进为女求婚之事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何进求婚于长史王谦。王谦，山阳高平（今山东省济宁市）人。祖王龚，顺帝朝太尉。父王畅，是党人的领袖人物之一，名列“八俊”，后在灵帝登基伊始，做过司空。王谦的事迹，我们知道得很有限。但是王谦的子孙们，却是很伟大。王谦的儿子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王粲的孙子王弼（王粲的两个儿子在后文要谈到的建安二十四年魏讽案中受到株连，被杀。曹丕将王粲族兄王凯的儿子王业过继到王粲名下，王弼是王业子），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他天才般的贡献，创造出了一个充满思辨的玄学世界。按常理讲，王谦为何进属吏，与大将军结姻自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但作为名公的后代，王谦对此却嗤之以鼻，坚决回绝了这门婚事。何进的尴尬可想而知。要被士人真心接纳怎么会那么难？让何进去守护士人理想，似乎是一种无价值的行为。

名士入府：是装点还是另有企图(4)

　　两难的选择摆在面前，何进会走向何方呢？士人在期待着，宦官同样也在期待着。一切仿佛都在未知中要悄然地走向自生自灭。
　　这时，给予何进以无限荣耀与地位的异母妹，当今的皇太后向何进表白了自己的心声，她说：“宦官管理禁省，是汉家的制度，不能说变就变。况且先帝尸骨未寒，我怎能同士人一起共事呢？”这是太后们共有的想法。而这时再说出来，显然在告诫何进不要忘记家族的荣华来自于宦官的关照，背弃宦官，就意味着荣华的丧失。士人吗，可有可无。皇太后是在为兄长驱散迷雾。
　　而何进身处省外，很难有妹妹的那种心思。他实在不想在士人与宦官之间做一个裁判的角色，但来自各方的压力正在促使他及早做出表白。
　　在犹疑中，他竟然采纳了袁绍的建议：征召四方猛将进京，从而胁迫太后让步，诛除宦官。从表面上看，何进是要下决心投入到士人的怀抱中。但细加分析，就不难看出这里面的文章，在当时没有调集四方兵马的必要。汉帝国在遭受了黄巾军的冲击之后，京师的武备极大地充实起来，做为中央可以直接调动的西园军可谓兵精将广，对于京师可能出现的非常局面，足以应对。在其统帅上军校尉蹇硕死后，这支兵马已由大将军何进控制，加之何进大将军府与其弟何苗的车骑将军府的家兵，何进要动用武力来解决士人与宦官之间的矛盾，简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调集四方兵马，显然是画蛇添足之举。当此议付诸实行的时候，质疑声就不绝于耳了。
　　大将军主簿陈琳这样评价何进的征兵行为：“将军现在大权在握，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一切事情，对付宦官，就好比洪炉燎毛发。况且宦官的所作所为，离经叛道，诛除宦官是天人所顺的事情，如今却要放弃这些优势，去求助外援，而外援的到来，会出现强者为雄的局面，这样的话，将军的功绩就无从建立，只会为新的动乱创造条件。”
　　当时做为西园军将领的典军校尉曹操也说：“宦官的危害是帝王纵容的结果。现在要治他们的罪，就应该诛除权宦，要做这件事情只需要一个狱吏就够了，何必劳师动众求助于外将呢？要想将宦官斩尽杀绝，事情一定会泄露出去，我没有看到什么希望，只看到了失败的结局。”
　　时为侍御史的郑泰看到这一局面，干脆就辞官不做了，他对他的朋友颍川名士荀攸说：“辅佐何进实在没有必要。”
　　的确，在当时形势下，诛除宦官易如反掌，决非需要假外兵来完成的事业。那么何进的目的究竟在哪里呢？
　　先看这四方猛将的组成：
　　1原前将军、当时还在赴任途中的并州牧董卓。
　　2原并州刺史、时任武猛都尉丁原。
　　3东郡太守桥瑁。
　　4大将军掾王匡。
　　5西园军假司马张杨。
　　6原并州从事张辽。
　　7骑都尉鲍信。
　　8都尉毌丘毅。
　　除董卓所率亲兵以及丁原率领的并州军具有相当战斗力以外，其他各路兵马不是郡国兵，就是临时招募起来的武装，且各路兵马距离洛阳远近不一，像王匡、鲍信去了泰山，张杨和张辽回到并州，毌丘毅到了丹杨，要集聚于洛阳，在时间上难做统一的安排。而这种近乎全国范围的兵力募集，不可能不为宦官所觉察，既要诛除宦官，又要宦官明白自身岌岌可危的处境，让他们有所收敛，何进的苦心就这样公布于天下了。
　　迫于形势上的压力，何太后也改变了初衷，将诸宦官遣返出宫，与其说是给士人一个交待，不如说是给何进一个台阶下。何进也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让宦官暂避锋芒，先保全性命要紧。此时已经出任司隶校尉，有纠察百官并掌握着京畿地区治安权力的袁绍却有些坐不住了，假借大将军的名义，命令地方搜捕宦官亲属，想借此来敦促何进果断行事，将宦官一网打尽，免生后患。
　　而何进这时又陷入到不安狐疑之中。他似乎已经能体味到征召四方猛将给政治带来的丝丝苦意。慌忙间，他派出种劭宣诏阻挡住进军神速的董卓，并为业已进入京师的丁原安排了一个执金吾的位置。执金吾负有京师防务的职责，对于丁原的使用，可能也有袁绍的主意在里面。此意将在下文予以揭示。何进阻兵，否定了他先前的做法。而太后又重新起用了诸宦官，所有的一切似乎又回到了起点。汉末政治似乎是要在无尽的徘徊中打发时光。

名士入府：是装点还是另有企图(5)

　　然而时间并没有改变宦官的命运。在一进一出之后，皇权的威力正在减弱，士人的态度似乎愈发强硬起来。而缺少了士人的认同，皇权就形同躯壳。宦官在这单薄的躯壳下，将失去往日的尊崇。他们要开始思考自己的将来了。但皇权与宦官的连带，使得他们无从确立日后从容脱身的路径，或许在躯壳之下，再次清理自己的门户，乞求得到士人的宽容。然而奉献出一个蹇硕，被遣返出宫，这些让步足以化解他们的罪过了，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们实在无法去寻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他们也没有足够的耐心去等待士人的怜悯。一旦事情的发展超出了他们的忍耐限度，他们就要孤注一掷了！
　　这时，何进又来到了太后的长乐宫，禀明要诛杀宦官，清整宫省。何进的此番举动，究竟为何？是象征性地走一过场？还是坚定了与士人合作的信念？宦官没有摸清何进的用意，脆弱的神经已无法负担这一再的恐吓，便假传太后之诏，将已出宫的何进重召进来，在一番苦诉衷肠之后，对何进进行了最后的“审判”，剑斩何进于嘉德殿前，在何进的身后就是灵帝驾崩之处。
　　宦官的一剑虽然发泄了他们的一腔愤怒，但等待他们的却是士人刀林剑雨的审判。何进的死，唤起了士人解决宿怨的冲动，他们挥舞着刀剑冲入了宫省，众宦官随之魂飞魄散。
　　在这短短的一瞬间，积年的怨恨就在殷红的血流中漂去了。
　　但刀剑的锋刃能够破除东汉长久以来的弊政吗？
　　士人的心灵创伤就这样被抚平了吗？
　　硝烟散尽，又将会是一个怎样的局面呈现在眼前？破碎不堪？复兴有望？还是……
　　这一切的未知拉开了汉末（189～220）政治三十一年迷离动荡的帷幕。

作者: baoyuqing 时间: 2022-10-7 1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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