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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三国前传第七幕：奉天子（完） [打印本页]

作者: baoyuqing 时间: 2022-10-13 12:45
标题: 三国前传第七幕：奉天子（完）
本帖最后由 baoyuqing 于 2022-10-13 12:55 编辑

奉天子

　　奉主上以从民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三国志》卷一○《荀彧传》

和解：献帝皇统地位的再认识(1)

　　长安政治再行畸变，刚刚浮出水面的士人政府旋即颠覆，凉州武人重返朝堂。而对于怎样上朝理政，如何匡正时弊，从这班武人的表现来看，那还是他们的思想盲区。自董卓之后，他们的政治作为几无可圈点之处，到了建安时，人们在评价凉州武人的时候，就认为：“西方诸将，皆竖夫屈起，无雄天下之意，苟安乐目前而已。”（《三国志》卷二一《卫觊传》注引《魏书》）
　　即便如此，自占长安伊始，武人们还是刻意地温习了一下董卓的故技。
　　先是张济率部回屯弘农（今河南省灵宝市北），仍旧陈兵陕一线，作为卫护长安的外部屏障。
　　后来又派出了高规格的使团，前往东方进行“安抚”。《后汉书》卷九《献帝纪》“初平三年八月”条载：太傅马日和太仆赵岐“持节慰抚天下”，这里所言的“慰抚天下”，据《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及李傕专政，使太傅马日抚慰天下，以岐为副。日行至洛阳，表别遣岐宣扬国命”，可知马日一行在洛阳分作两枝：
　　一支由太傅马日为首，行程大致在徐州和扬州境内，即山东诸州郡的南部；
　　一支由太仆赵岐为首，即《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所说的“岐别诣河北”。从《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关于赵岐此行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赵岐的行程大致在冀、兖两州，即山东诸州郡的北部。可见，所谓的“慰抚天下”实质上就是对山东诸州郡的安抚，因而史书中对于马、赵此行，还有“和解关东”（《三国志》卷六《袁绍传》注引《英雄记》）和“安集关东”（《三国志》卷一三《华歆传》）的说法。而此次出使，却有着不同从前的新意。
　　前已讲述了胡母班使团的“解释义兵”的遭遇。而《三国志》卷六《袁术传》中称：“李傕入长安，欲结术为援，以术为左将军，封阳翟侯，假节，遣太傅马日循行拜授。”可见，马日“抚慰天下”有着特殊的任务，要完成凉州武人与袁术的结盟。如果《袁术传》记载无误的话，疑问就会随之而来。凉州武人为什么要同袁术结盟？
　　董卓诛杀袁氏宗族五十余口，如此血仇，袁术怎能与凉州武人和解？况且结盟袁术，就意味着对昔日关东联盟盟主袁绍的排斥。袁绍与袁术兄弟之间不和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袁术本来就很轻视自己家族的这位庶出的堂兄，认为自己才是袁氏的正宗，为了牵制袁绍，他不惜同公孙瓒联合，这下可惹火了袁绍，两兄弟干脆就兵戎相见，结果袁术被击败。如果李傕知道了这一信息而对袁术进行拉拢的话，李傕显然是有些谋略了。可是，历史文献中能够复原出的李傕，却是一个疑神疑鬼、没有头脑的家伙。那么，谁是此次出使的幕后谋主呢？是那位曾经帮助武人获得思想解脱的贾诩？不会。武人攻占长安后，贾诩就处于半隐退的状态，不再贡献自己的才智了。那会是谁呢？还是先来看看那时长安朝堂是个怎样的格局吧。
　　在武人血洗长安之后，还能站在朝班前列的有马日、皇甫嵩、赵谦、淳于嘉、杨彪、周忠等。马日、皇甫嵩、赵谦、杨彪都是西部人，还有那位同马日一同出使的赵岐也是京兆长陵（今陕西省咸阳市东）人，这足以让有着恋乡情结的武人感到“亲切”了。而杨彪与袁术为姻亲，结盟袁术，是杨彪之计？
　　然而幸存下来的名公大臣们，在沾满同僚鲜血的朝堂上，谁又会真心和武人合作？只要有机会，他们还要以暴抗暴的。后来就有侍中马宇、谏议大夫种劭和左中郎将刘范等密谋借助非董卓系统的韩遂、马腾的力量，里应外合来对李傕等实施打击；侍中杨琦，黄门侍郎丁冲、钟繇，尚书左丞鲁充，尚书郎韩斌策反李傕部下杨奉和杨帛等，要谋杀李傕。杨奉本系白波军的首领。杨琦等人想必就是看中了这一点，才同杨奉进行接触。杨奉与李傕反目后，又引入了韩暹等人的白波军，来壮大自身实力，以便同李傕抗衡。武人内讧也就愈演愈烈。

和解：献帝皇统地位的再认识(2)

　　自董卓入京以来，朝臣对抗武人或明或暗，已成他们的心志所在；董卓迁都之后，联络关东“亲人”，也成为他们的夙愿。此番马、赵二人的出使，尤其是赵岐在洛阳转向河北，显然与此次出使的任务相悖，这显然是朝臣计划中的一步。
　　赵岐来到河北，受到了空前的礼遇，《后汉书》卷六四《赵岐传》说，袁绍、曹操“将兵数百里奉迎”，此时的袁绍与当年指使王匡杀掉胡母班时候的袁绍判若两人，昔日的狰狞变为今日的谦逊，缘何有此转变？更为微妙的是，赵岐与袁绍、曹操会晤时达成了如下的约定：“期会洛阳，奉迎车驾。”天子要重返洛阳？这里面包含着什么隐秘？而袁绍又怎会向献帝表白“忠心”？
　　要知道的是，对于献帝的皇统地位，关东“亲人”们曾经有过分歧。这还要从初平元年（190）董卓弑杀弘农王那一历史瞬间说起。董卓弑杀弘农王，极大扰乱了关东会盟者的“精神世界”，他们由此形成了“否献”和“尊献”两派，下面就两派的观点和做法分述如下：
　　否献派就其观点而言，主旨在于尊崇少帝，否定献帝的皇统地位。关东反董联盟中的部分牧守——兖州刺史刘岱、豫州刺史孔伷、陈留太守张邈、东郡太守桥瑁和广陵太守张超等在酸枣发布的盟辞中就提到“汉室不幸，皇纲失统，贼臣董卓乘衅纵害，祸加至尊，虐流百姓，大惧沦丧社稷，剪覆四海”（《三国志》卷七《臧洪传》），说明在他们心目中仍旧把弘农王视为东汉的皇帝。对于献帝，同为关东联盟成员之一的冀州牧韩馥就指出：“帝非孝灵子。”（《三国志》卷八《公孙瓒传》注引《九州春秋》）盟主袁绍也称：“今西名有幼君，无血脉之属，公卿以下皆媚事董卓，安可复信！”（《三国志》卷六《袁术传》注引《吴书》）这就明确指出献帝不具有继统的条件，也就谈不上具有皇统的地位了，并且董卓所控制的东汉王廷就可视为“伪朝廷”。就其做法而言，是要在否定献帝皇统地位的基础上，在汉室宗亲中选择年长有功德的刘虞来做新皇帝，并对此做出了包括历史和谶语符命在内的充分论证。
　　尊献派尊献派是针对否献派的观点和做法，持有不同意见的对立派，这派人物大致包括刘虞、袁术、曹操等人在内。就其观点而言，曹操在答复袁绍等人要拥立刘虞为帝的回信中就这样写道：“董卓之罪，暴于四海，吾等合大众，兴义兵而远近莫不响应，此以义动故也。今幼主微弱，制于奸臣，未有昌邑亡国之衅。”（《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魏书》）要被尊献派拥立为帝的刘虞更是激愤，他说：“今天下崩乱，主上蒙尘。吾被重恩，未能清雪国耻。诸君各据州郡，宜共勠力，尽心王室，而反造逆谋，以相垢误邪！”（《后汉书》卷七三《刘虞传》）可见，在对待献帝皇统地位问题上，尊献派使用了两分法：将董卓与献帝相分立，既承认董卓的暴行，又承认献帝的皇统地位，全然不去考虑献帝是由董卓所立这一事实，而只强调献帝受制于董卓的状态。就其做法而言，是以消灭董卓为最终目的，这就有了曹操以弱旅独战汴水，与否献派的“置酒高会，不图进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两派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观点和做法上的分歧，前面已谈到了韩馥在拥立上的用心，这里还需从两派人物对于道德原则和现实政治的认识各有侧重来看。
　　从两派观点上看，尊献派突出了一个“义”字。所谓“义”，一般认为是泛指道德原则或规范，而在两汉经学家那里，“义”具有道德自律的蕴义，并且提出了“义主我”的命题，引申开去，就是“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董仲舒《春秋繁露·仁义法》）。进而“义”又可发展成为人的本性，“五性者何？仁、义、礼、智、信也”（《白虎通义》），从“义者，宜也，断决得中也”的解释看，“义”成为人的本性，正是因为它作为道德原则能够为人们指示出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而经学家所设定的道德原则即是服务于君父统治的三纲五常，它对于维系国家政治稳定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视。范晔曾有过这样的评论：“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然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斯岂非学之效乎？”（《后汉书》卷七九下《儒林列传》）

和解：献帝皇统地位的再认识(3)

　　尊献派标榜“义”，可以看作是其人性的自然流露，是服膺纲常的表现，当然这也不排除有其掩饰的一面，像袁术那样的人物，《三国志》卷六《袁术传》注引《吴书》说他“观汉室衰陵，阴怀异志，故外托公义以拒绍”，《后汉书》卷七五《袁术传》又说他“惮立长君”。但在当时条件下，标榜“义”，却很容易为“义”所累，这是因为：尊献派承认了献帝的皇统地位，就确立了与献帝之间的君臣关系，这是不违背“义”的必然选择。而献帝受制于董卓，董卓要假借皇权，讨伐不臣，是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到那时尊献派又要体现臣节的话，就只有引颈就戮的份儿，讨伐董卓就变成了一句空言，像皇甫嵩、朱俊等就因一纸诏书，而舍弃武装，在他们心底里，正是“义”在呼唤着他们投向董卓等人已为其准备好的囚笼，如朱俊所言：“以君召臣，义不俟驾，况天子诏乎？”（《后汉书》卷七一《朱俊传》）
　　而较之以尊献派为“义”所累，否献派就要轻松了许多。这不是因为同是具有经学素养的否献派人物会超越“义”，而是否献派通过否定献帝皇统，就成功地规避了董卓假借皇权给他们带来的风险，是着眼于对现实政治的认识而采取的应对措施。在关东牧守起兵之后，董卓就派了大鸿胪韩融、少府阴循、执金吾胡母班、将作大匠吴循、越骑校尉王环等高官组成的使团，前往关东阵营，目的很简单，“解释义兵”，换句话说，就是叫关东义兵投降。由此也可说明董卓深谙皇权的妙用。但袁绍却命令河内太守王匡将胡母班、吴循、王环等三人杀掉，使得胡母班至死也难以理解：为什么昔日同殿称臣的故友会向他们打开死亡之门，而操刀者竟然会是自己的妻兄王匡？是啊，胡母班确实成了牺牲品，但他的死却是袁绍等人对董卓假借皇权的示威，是要让董卓明白一个道理：他们可以否定献帝的皇统，因为他们尊崇的是被董卓废杀的少帝；因为尊崇少帝，所以他们并没有离经叛道，他们仍旧是“救乱诛暴”的忠义之士。况且，他们想要拥立的新皇帝是汉室宗亲中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与董卓扶立幼主相区别，而年长有德又是东汉中后期以来士大夫在皇统继立上一贯坚持的标准，这同样是无可厚非的事情。
　　这样看来，否献派尊崇少帝，拥立新的刘姓皇帝，依旧是停留在东汉的君臣名分中，但较之尊献派对“义”的执迷，却能够在政治上获得较大的自主。就这层意义上讲，否献派的再造新皇统，具有探索汉末政治出路的性质。但它却因受到诸如刘虞囿于君臣之义而拒绝称帝、地方自治政权的渐趋成型、韩馥袁绍之间的利益纠葛等各方面因素的干扰而中途夭折。
　　尊献派没有改变献帝受制于奸臣的现实，反而会受到董卓假借皇权的牵制；否献派是以再造新皇统为归宿，最终也功亏一篑。尊献、否献两派在政治上的表现俱归于失败，但其意义不容低估：
　　第一，尊献也好，否献也罢，都没有挣脱君臣名分的羁绊，这就为未来寻求汉末政治的出路设定了来自思想意识层面的规范，冲破它谈何容易。
　　第二，献帝的价值要重新加以估价。在经过对献帝皇统的单纯尊崇和直接否定之后，是否会存在一条中间道路？从汉末历史的进一步演进来看，袁绍、曹操等人表面尊崇实际否定的“挟天子”设想的出现，就是对这条中间道路存在的认可。而这次在地方牧守之间围绕尊献和否献的争执，恰恰构成了“挟天子”的过渡环节。

中间道路：曹操通使长安(1)

　　在拥立新帝失败之后，否献派的代表人物袁绍取代韩馥入主冀州，他就向谋士沮授提出了怎样“安社稷”的问题，作为探索汉末政治出路的继续。沮授就此提出了自己的建议：通过军事扩张，壮大自身实力，以此为保障，“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讨诛未服”（《三国志》卷六《袁绍传》）。袁绍听完之后，非常高兴，认为沮授的建议与自己的想法是一致的，便说了句“此吾心也”。这里值得关注的是，沮授建议中“迎大驾”，表明了他对献帝皇统的态度，而从袁绍对沮授建议表示赞同看，亦可说明这位当初否献派代表人物对献帝皇统的认识发生了转向。
　　继否献派在献帝皇统认识发生转向之后，尊献派的代表人物曹操也没有停留在“幼主受制于奸臣”这一情结中，初平三年（192）四月曹操领兖州刺史后，其属吏兖州治中从事毛玠在分析当前政治形势和竞争对手情况的基础上，为曹操勾画了一幅未来的政治蓝图：
　　今天下分崩，国主迁移，生民废业，饥馑流亡，公家无经岁之储，百姓无安固之志，难以持久。今袁绍、刘表，虽士民众强，皆无经远之虑，未有树基建本者也。夫兵义者胜，守位以财，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军资，如此则霸王之业可成也。
　　毛玠的立意很明显，曹操要想强大起来，要出师有名，要标榜那个“义”字，那就要“奉天子”，做好准备，成就大业。曹操欣然接受。
　　至此，袁绍要“迎大驾于西京”，曹操要“奉天子”。在重归对既成皇统认同的前提下，如何付诸实施，袁、曹二人可就要仔细盘算一下了。去西京的道路可不平坦，入关的大门由谁为你打开？难道还要回到讨伐董卓的旧路上？但在地方牧守彼此兼并、弱肉强食之际，谁又会为此而率军西进，与强悍的凉州武人做一次决战呢？而勿需大动干戈即可西进长安的时机却很快就来到了。
　　这次时机发生在初平三年四月。不可一世的董卓竟糊糊涂涂地死在他所亲信的吕布的长矛之下，董卓的长安也就一度成了士大夫的长安。这时朝臣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远在关外的“山东诸公”，在司徒王允的安排下，使者张种踏上了东去的路途，为关东牧守送去了这一胜利的喜讯。张种此行的目的，想必是要联络关东牧守，入关勤王，这在有人向王允建议派皇甫嵩前往陕去收编董卓旧部时，王允则以为“今若距险屯陕，虽安凉州，而疑关东之心”（《后汉书》卷六六《王允传》），便可见一分晓。董卓被杀，朝臣对关东牧守的接纳，驻屯陕一线的凉州军群龙无首，乱作一团，入关的大门实际上已经为“山东诸公”打开了。但是，张种的下落不明。打开的大门又很快被凉州武人关闭。时机稍纵即逝。
　　然而，赵岐的河北之行，又重新燃起了袁绍、曹操的“希望”，那“期会洛阳，奉迎车驾”的约定，莫不就是一种彼此的契合？可是，赵岐却没有及时回到长安。他生病了，在陈留一住就是两年。袁绍又要忙于安定冀州，无暇西顾。刚刚出领兖州的曹操却要“独自”去践约了。
　　《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中记载：“太祖领兖州牧，始遣使上书。”使者是曹操的心腹王必。曹操为王必能够觐见天子设计了一条路线，那就是假道河内去长安。之所以要这样设计，是因为当时的河内太守张杨是当年西园军中的军官，曹操是西园军八大校尉之一的典军校尉，张杨作为曹操的部属，应与曹操相识。后来，张杨受大将军何进指派去并州募兵，参加了关东联盟。张、曹之间有如此关系，加之张杨掌河内是董卓的作为，张杨对凉州军还算友好，张杨协助王必到达长安，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但是，张杨却没有买曹操的帐，拒绝让王必通过自己的辖区。王必是否焦急，权且不论。而张杨身边的幕僚董昭却有些坐不住了。董昭是兖州人氏，原来是袁绍身边的“红人”，自从袁绍与张邈之间发生矛盾后，因为董昭的弟弟董访是张邈的手下，袁绍对董昭就不信任了，还要加害于他。董昭便离开袁绍，想去长安，中途被张杨挽留。而曹操和张邈是过命的朋友，袁绍当初让曹操去杀张邈的时候，曹操大为反感，对袁绍说：“张邈是咱们的朋友，不管他做得对与不对，我们都应该包容他，现在时局不稳，你却要搞什么自相残杀，那会人人自危的。”并且曹操还曾经很郑重地给家里人说：“如果有一天我阵亡了，你们就去投靠张邈。”当然，在兴平元年（194）兖州事变爆发，张邈成了曹操的敌人，是曹操始料未及的，这是后话。仅就曹操和张邈有过如此密切的关系而言，董昭应该对曹操也不陌生，或者说是属于对曹操很是倾慕的那类人。这类人生逢乱世，却能审时度势，要异常冷静地做出自己的判断。而要把自己的前途命运托付给当时兵微将寡的曹操，的确需要些勇气，这也就是“变通之世，君臣相择”的含义。董昭显然对曹操能做出通使长安的举动，很是佩服，他劝说张杨：“袁绍、曹操看起来好像一家人一样，但他们之间的关系肯定长不了。虽然曹操现在还很弱小，但是他是一位真正的英雄，您应该和他多多亲善。现在曹操的使者来到咱们这里，这可是一次机会啊！您应该予以放行，还要在天子那里**曹操，这些事办妥了，曹操自然会感激您。”张杨显然认为董昭的话很有道理，完全照办。董昭在下面做得更加周全，以曹操的名义给长安城中的李傕、郭汜等人写了信，并且给他们都备下了一份礼物。王必又可以踏上西行之路，来到了长安。

中间道路：曹操通使长安(2)

　　虽然有了张杨的引荐，有了董昭的打点，但是凉州武人认为曹操此番通使，其中必定有诈。于是，决定扣留王必。为了打消武人的心理疑虑，黄门侍郎钟繇做了说客。他在武人面前讲，天下大乱，有多少人会想到我们的天子。曹操能派使者来，就足以看到他的忠心，但却得不到应有的信任，这样对待曹操很不明智。
　　钟繇，颍川长社（今河南省长葛市东）人，颍川有饮誉士林的四大家族——荀、陈、韩、钟，钟氏即位列其间。像钟繇这样的清贤名士要站出来替曹操说话，是否可以看作是代表了那群幸免于难的名公大臣的意见？是否可以看作是朝臣与关东“亲人”建立联系的表现呢？关于这次上书的目的，有研究者认为：一是曹操企图与李傕等人和解，使他的兖州刺史一职得到正式确认，以便进一步跻身东汉政府；二是联络包括钟繇、丁冲在内的东汉政府大臣，借以探听长安虚实，以及如何对待李傕等人的办法（方诗铭《曹操与“白波贼”对东汉政权的争夺》）。但这也只能是一种推测。如果曹操能做到如此周密，势必要对初平三年的长安形势有着极其细致的了解。难道是赵岐在给曹操指点迷津？但是从董昭为曹操作书给李傕、郭汜这一细节看，曹操对于长安的了解还是不够的。就目前能看到的描述当时零星历史场景的片断，只有在王必完成使命返回兖州，从他那里曹操才可能知道长安的人与事。而王必是否和朝臣达成了某种共识，就无从考证了。
　　李傕、郭汜等人的疑虑最终被打消，承认了曹操通使是效忠王室的行为。但进一步的成果则不显见，曹操仍旧是领兖州刺史，而在刘岱阵亡后，有位钦命的兖州刺史金尚前来就职，被曹操驱逐出境，长安方面没有怪罪曹操，就算是恩典了。曹操真正从天子那里得到任命状已经是兴平二年（195）冬季的事情，与此次通使无关。这次通使虽然打通了兖州与长安之间的孔道，但如何完成“奉天子”，依然没有章法。而时局的动荡，又使此次通使的意义变得模糊起来。

东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1)

　　曹操自初平三年四月入主兖州后，境况比起他起兵之初是大为改观了。济北（今山东省长清县南）一战，受降黄巾三十余万，曹操择其精锐，组建了“青州军”。但是实力的增强，并不意味着曹操可以坐稳兖州。公孙瓒挥兵南下，还任命了单经去做兖州牧；陶谦、袁术先后进入兖州境，这都要让曹操花些气力去应对。更令曹操心惊的是，兖州内部也出现了裂痕，最终演成举州改旗易帜，曹操的势力被压缩在鄄城（今山东省鄄城县北）、范（今山东省梁山县西南）和东阿（今山东省阳谷县东北）三座县城中。而此番肇事者竟然是自己最为信赖的密友张邈，以及对曹操备加推崇的陈宫。这一下就把曹操逼入了险境。
　　那么，张邈和陈宫为何要背弃曹操呢？
　　《三国志》卷七《张邈传》提供了一个答案，那就是张邈害怕曹操迫于袁绍的压力而对其下黑手。前面我们已经讲过曹操对张邈的信任，张邈的隐忧似乎是没有道理的。而陈宫作为兖州事变的谋主，他将张邈推向前台，是认为张邈也是一时豪杰，不应听曹操的摆布，应该出来主持兖州大局，“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拿陈宫这番主张与当初他力主曹操出领兖州说过的话——“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三国志》卷一《武帝纪》注引《世语》）作一比较，陈宫移情别恋没有必要啊！
　　关于此次兖州事变的起因，还有一个答案保存在陈琳为袁绍所作《讨曹檄文》中。檄文中这样说：“故九江太守边让，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色，论不阿谄，身首被枭悬之戮，妻孥受灰灭之咎。自是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故躬破于徐方，地夺于吕布，彷徨东裔，蹈据无所。”边让之死，成为兖州事变的**。
　　边让，何许人也？他的死会震动兖州，差点让曹操流离失所。
　　边让，兖州名士，是一个有文才的人，蔡邕则说他是个天才，“聪明贤智”。曹操对他也应该有所了解，当初大将军何进招揽天下名士的时候，边让就是其中之一，做了大将军令史，后来做到九江太守。从九江离职回到家乡的时候，孔融还特地给曹操写了封信，让曹操重用这位有才的人。但是在有人伦见识的郭林宗（郭泰字林宗）眼里，边让固然有才，却“不入道”，也就是不识时务。曹操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后汉书》卷八○下《文苑列传·边让》说：“恃才气，不屈曹操，多轻侮之言。”边让看不起曹操，曹操就杀了他和他的全家。田余庆先生曾撰文指出，曹操杀边让，兔死狐悲，物伤其类，兖州士大夫从边让事件中“深感悲哀和恐惧”，这就有了“士林愤痛，民怨弥重，一夫奋臂，举州同声”，兖州士大夫站到了曹操的对立面（田余庆《曹袁之争与世家大族》）。
　　这么看来，张邈的隐忧还是其次，兖州事变的主因就在于边让之死对于张邈和陈宫等兖州士大夫的警示。下一个边让莫不就是自己了？
　　曹操直到兴平二年（195）年底才最终收复失地，但是粮食的匮乏，部队的减员，以及兖州士大夫的背弃，都促使曹操对兖州的战略价值做出重新的评估。
　　也就在曹操忙着料理内务的时候，长安方面也不太平。
　　凉州武人没有“安乐”多久，那些将军们就彼此猜疑，互较短长起来。李傕觉着樊稠有通敌嫌疑，就杀了樊稠；后来又认为郭汜要下毒害他，就和郭汜开战……直至发展成兴平二年的大规模武装厮杀。而天子却在这般混乱当中，踏上了东归之路。这里面又可发现朝臣的身影，“天子得出长安，（钟）繇有力焉”（《三国志》卷一三《钟繇传》）。联想到钟繇的游说，钟繇的策反，钟繇似乎是在为袁、曹的“期会洛阳，奉迎车驾”默默地做着工作。
　　当献帝渡过黄河，在河东境内求得片刻喘息的消息传到关东，已是年关岁首了。有迹象表明，袁绍方面密切关注着此次献帝东归，袁绍的使者郭图及时出现在河东。而曹操似乎也没有中断与天子的联络，在天子刚刚离开长安不久，就有了曹操正式出任兖州牧的任命，这难道是一种巧合？也就在曹操收复兖州之后，便立即向河东派出了使者。看样子，与天子距离的缩短，使得袁、曹二人不约而同地认为控制天子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东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2)

　　袁绍特地召开了一次以“迎天子”为主题的会议，会议上形成了两种意见：
　　一种意见来自沮授。他继续坚持自己原来的主张，并且作了进一步的阐发，把“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发展成把天子“迎”到邺城，在这里建都，进而“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
　　另一种意见是由郭图和淳于琼提出来的，他们认为，汉家王朝被取而代之是迟早的事情。如果把天子迎过来，得不偿失。听他的，自己就说了不算；不听他的，就会落个骂名。
　　沮授不同意郭图、淳于琼的主张，他对袁绍说：“现在能把朝廷置于邺城，顺应潮流，也是您的仁义之举，如果您不早作打算，一定会有捷足先登者。做大事情，千万不能犹豫，才能取得成功。”
　　而袁绍恰恰就是那种在大事情上不能当机立断的人，熟悉他的人，对他的评价是：“迟重少决，失在后机。”（《三国志》卷一○《荀彧传》）因为陷入到对控制天子后会带来的种种不便的忧思中，袁绍沉吟不前，主动放弃了这次时机。沮授假想中的“捷足先登者”随之出现，那就是新任兖州牧曹操，而他又面临着实际的困难。
　　曹操在收复兖州后，并没有对兖州进行应有的战后重建，而是把兖州搁置起来，转而进入豫州。从现有史料看，曹操由陈留进入豫州是以陈国为突破口，《三国志》卷一《武帝纪》“兴平二年”条记载说：“兖州平，遂东略陈地。”“建安元年春正月”条又说：“太祖军临武平，袁术所置陈相袁嗣降。”从这一进军方向的选择上看，意图明显：
　　第一，豫州的陈国（治在陈县，今河南省淮阳县），据《后汉书》卷五○《陈王宠传》：“中平中，黄巾贼起，郡县皆弃城走，宠有强弩数千张，出军都亭。国人素闻王善射，不敢反叛，故陈独得完，百姓归之者众十余万人。及献帝初……时天下饥荒，邻郡人多归就之。”此次曹操进军陈国，想必看中了陈国的未遭兵燹，可能为其提供给养，借以稳定军心，保存实力，建立一块替代兖州的后方基地。
　　第二，从当时曹操集团的人员组成看，曹氏和夏侯氏是其军事将领的中坚，他们来自豫州的谯沛，属曹操的亲族；曹操身边重要的谋士，被曹操称之为“吾之子房”的荀彧，来自豫州的颍川，颍川荀氏是士林名族，对于豫州士人具有极强的感召力。这对于在兖州触怒了士大夫的曹操来说，能通过荀彧而再获士大夫的信赖，尤为重要。而陈国与兖州陈留郡、豫州的沛国和颍川郡接壤，这就大致可以明了曹操选择陈国作为进入豫州第一站的用心了。
　　而放弃兖州，进入豫州，既然是曹操做出的战略性的转移，那么，在豫州站稳脚跟，加以经营，才是上计。况且豫州境内还有袁术的势力和黄巾余部，万不可掉以轻心。这时去“迎天子”，《三国志》卷一《武帝纪》中说“诸将或疑”。
　　而与诸将态度相反，荀彧从历史的角度切入问题，讲“晋文纳周襄王而诸侯景从，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我们知道，晋文公能够成就一番霸业，得益于他效仿了齐桓公，尊崇周王；高祖刘邦要逐鹿中原，得天下，还要为义帝服丧，赚得个民心所向。历史的经验摆在那里，要想成大事，就要“奉天子”。这是无法绕过去的一环。而实现了“奉天子”，就可以获得三项收益：一是得民心；二是服俊杰；三是致英俊。得民心是曹操再度立足的根本，服俊杰是曹操在政治地位上可以凌驾于其他地方割据派的表现，致英俊可以弥补曹操目前人才短缺的不足。而这一切是符合曹操“匡天下之素志”的。因此，诸将的疑虑实属短见。而此次时机的再现，则不容错过。错过了，想追也追不回来。
　　荀彧就这样极大丰富了最初由毛玠倡议的“奉天子以令不臣”的观点，而曹操又是一个能断大事的人，这是他与袁绍的不同。荀彧所描述的“奉天子”后的美丽前景，足以使曹操不再停留在通使的循环往复中，而是要迈出那关键的一步，发兵西进，掌控天子。

东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3)

　　此时天子尚在东归途中。护卫天子的已不再是当年王必通使时所见到的李傕、郭汜，而是有着“白波”背景的杨奉、韩暹等统帅的并州武装以及董承一部。杨奉，我们前面已经作了交代。董承，按照裴松之的说法，他是灵帝母董后的侄子。如果确实的话，《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所载，董承作为牛辅的部下，应不具有地道的凉州血统。并且，董承女为献帝贵人，则董承又有外戚的身份。就杨奉为朝臣策反与李傕反目，以及董承与天子的关系而言，他们应有效忠天子的一面。但对于曹操的西进，他们并有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热情，以致同曹操的先头部队进入了对峙状态。
　　曹操并不希望与杨奉等人发生正面冲突。而杨奉、韩暹、董承之间又不团结。杨奉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物，他的部队很有战斗力；韩暹和董承之间有摩擦，直至发展到火并，韩暹打败了董承。他们的不和，也就为曹操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完成“奉天子”的大业提供了可能。曹操便把此次行动交给了已随张杨援建洛阳来到天子身边的董昭。
　　当天子回到荆棘丛生的洛阳，在断垣残壁间找寻自己童年回忆的时候，董昭就已经让杨奉感觉到曹操是多么值得结交的朋友了。董昭的做法很简单，而且驾轻就熟，他又一次成了曹操的代言人，在给杨奉的信中，对杨奉倾尽了仰慕之情，并对他的功绩大肆赞美了一通，转而说：现在事务繁重，仅靠你杨奉一个人单干可忙不过来，需要帮助。曹操又非常乐意出力。你有兵，他有粮，二人可以互通有无，生死与共。这让杨奉着实感动，并且看到了联合的实惠，马上明确表示了自己的立场：国家就是需要曹操这样的人。并且上表给天子，让曹操做了镇东将军，继承了他父亲曹嵩的爵位——费亭侯。董承则急切地盼望着曹操的到来。因为他想假曹操之手，还韩暹以颜色，为自己出口恶气。
　　当时杨奉屯兵于洛阳以南的梁县（今河南省汝州市西南），杨奉既然把曹操当作了朋友，也就会让曹操从颍川顺顺利利地到达洛阳；董承负责洛阳的防务，也不会将曹操拒于城门之外。就这样，曹操回到了阔别七年的洛阳。
　　但是来到了洛阳，并不等于可以立即实现“奉天子”的既定计划，其间还存有变数。
　　曹操见到董昭的第一句话就是：“我已然来到洛阳，下一步棋怎么走？”董昭则成竹在胸，认为留在洛阳多有不便，应该移驾颍川郡的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东）。虽然这样做，不能服众，但是“行非常之事，乃有非常之功”。曹操基本同意了董昭的想法，但是还有顾虑，那就是移驾许县，杨奉肯定不答应，如果遭到他的阻截，怎么办？
　　董昭也想到了这一点，进而献策说：先派人去答谢杨奉此前对曹操的帮助，对他进行必要的安抚，再向他说明洛阳粮食短缺，要暂且移驾鲁阳（今河南省鲁山县）就食。这样杨奉就不会有什么怀疑。
　　董昭此计的关键就在于向鲁阳的佯动。鲁阳在荆州，去鲁阳，要经过杨奉驻屯的梁县，杨奉不会生疑也就在此。曹操遂依计行事，等到杨奉发觉受骗，为时已晚。曹操“奉天子”至许县。
　　至于为什么选择了许县作为安置天子的国都，就许县的地理位置而言，处于平原地带，袁绍曾经说“许下埤湿”。从军事角度来讲，基本上是无险可依，是“四战之地”，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南方战事吃紧，于禁等七军尽为关羽所俘，强敌压境，曹操认为许靠近前线，就有移都河北的打算。然而，在建安初年，曹操的主要对手，并不来自于南部，而是北方的袁绍，曹操将天子安置于许，莫不是出于躲避冀州兵锋的考虑？或是真的只是因为许县有粮，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后来随着“奉天子”策略的改变，也就懒得做出调整了？或是要应那句“汉以许昌失天下”的谶语？献帝刚刚在许安顿下来，袁术就认为这是天意所为，因为在谶语符命满天飞的汉末，早有谶文讲：“代汉者，当涂高也。”袁术字公路，公路与当涂合辙，既然汉天子到了许，那么自己不做皇帝，显然有违天意，于是，就忙不迭地称帝了。

东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4)

　　疑问总是存在的。但是，天子既然来到了许县，并且在这里一待就是二十多年，这里就成为东汉帝国最后的国都。
　　如果说，在建安初期，曹操只是看中了“奉天子”能够给其带来的政治利益的话，即上文荀彧所言的三点收益，那么，随着曹操的征战，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实力日益增强，“挟天子”已经失去了它的功效，马植杰先生就曾指出了“挟天子”对于曹操的政治影响具有两面性，即有利有弊，在统一北方的过程中是利大于弊，大局基本稳定后，则弊大于利。既然如此，那么，曹操为什么在羽翼丰满之时，还要固执地保持着其对汉天子的控制呢？通常有两种看法：
　　首先，曹操“挟天子”，具有明显的因袭性，就此点而言，“挟天子”的实质是控制天子，把持皇权，左右政治，这对于熟悉东汉中后期以来政治状况的人来说，母后、外戚以及宦官垄断皇统继承的做法，董卓的废少立献，无疑都是在同一层次上重复“挟天子”的把戏，曹操只能算是一个“挟天子”的继承者。有学者曾对曹操继承董卓的政治遗产问题做出过剖析，就强调了这层因袭关系。
　　其次，君臣名分的观念仍旧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作用，如贺昌群先生在《英雄与名士》一文中言：“两汉四百年的统一局面，君权更扩大了，再经光武的提倡儒术，崇尚气节，深深地植下了汉帝国的一个坚强的君臣名分观念，这个观念使东汉中以后百余年间乱而不亡。三国之前期，群雄……无不欲帝制自为，而终于不敢建国称号，窃据名器，就因为碍于这个名分观念。”
　　然而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就如同曹操讲“奉天子”而讳言“挟天子”，在矫饰之下还有其真实的一面，但最终还将归于一种假象。历史究竟能给那个时代带来怎样的思想解脱？是否能为时代的政治转机带来某些可资利用的成例？如果说“奉天子”规范了建安时代的政治路向的话，曹操可以不作出超越，可以不作出有违初衷的选择，但是因袭并不等于无所更新，恪守君臣名分，却可作为体面的外衣，其遮掩的是一个事实上已经取代了许昌汉廷的曹氏政权，在那里清晰地指示出了“奉天子”的未来出路。

作者: 菜鸟学院灬NTS 时间: 2022-10-13 13:55
《三国志》卷一○《荀彧传》

作者: baoyuqing 时间: 2022-10-13 17:27

菜鸟学院灬NTS 发表于 2022-10-13 13:55
《三国志》卷一○《荀彧传》

兄弟，没有打算发表三国志。三国志是个人传，想看到网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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