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大国，动不动就军事政变，就这样儿却称霸世界500年

怪蜀黍

汉朝与罗马，堪称古典时期人类世界两个超级大国，而华夏文明与罗马文明，也是古典时期人类文明的巅峰代表。不过，在政治结构上，虽然古典时代的罗马与中国，都建立了大一统中央集权政权，也施行了君主制。但东西方君主制的内涵却有极大不同：

中国皇帝采取典型的家天下制度，皇帝严格依照基于血缘而制定的礼法制度加以传承；至于罗马皇帝，虽然也有家族继承制，但这种传承制度无论是地位还是稳定性，都远不能和中国相比。

从奥古斯都时代算起，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罗马帝国满打满算，也不过维持了五百年，而在这五百年里，罗马帝国经历了朱里亚.克劳迪，弗拉维、安东尼、君士坦丁等一共九个比较连续的王朝，中间还有类似于四帝争位期、四帝共治期等特殊时代。这与中国光一个两汉就各自维持两百年稳定政治格局，形成鲜明对比。而且，在君主继承方面，罗马与中国也截然不同。中国严格遵照嫡长子制度，皇位传承严格依照立法，由血统决定；而罗马即便是在各个朝代内部，皇位传承也并非完全遵照血缘，许多皇帝的内亲、养子甚至部属、朋友，都可以得到皇帝的信任，继而将其立为继承人！

为什么罗马的皇位继承如此不成体统？这个庞大帝国和文明的政治运行又为什么如此混乱呢？除了元老院这个制衡皇权的“民主机构”的存在，使得罗马皇帝难以享受中国皇帝那种“君权天授”意识形态的天然加持外，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军方力量的过于强大！

翻阅统共不过三四百年的罗马帝国史，我们可以发现，但凡稍微有点名气的帝王，比如奥古斯都、图拉真、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等，莫不是著名的军事统帅，即便那些靠血统或者民众拥戴得以上位的，其中相当部分，也是凭借其军事成就和在军中的地位支撑，方能成就大器。军事对罗马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

这就有点奇怪了！通常来说，一个强大的国家、乃至文明体系，在创业打天下，或许免不了要倚重军事，皇帝也出自军事领袖；但随着江山稳固，军事力量对政治的干预力就迅速萎缩，皇权的基石逐渐转变为官僚政治体系，军队只起到拱卫国家之用，很少直接介入政治，更莫提直接干预皇位废立。干这活儿的人，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没有好下场——哪怕所作所为顺天应人也不例外（比如汉初诛杀诸吕，重振刘氏的太尉周勃，后来就被汉文帝设计冤杀）。

总而言之，鉴于军事天然蕴含巨大破坏力，所以军事力量必须受到政治权力的严密约束和限制，惟其如此，国家和文明才能够保持长久的繁荣与稳定。只有当国家和文明式微，或者陷入危险时，军事力量作为最后支撑的作用才会凸显，进而挣脱政治权力掌控，走上前台——但这时候，离天下大乱、亡国灭种也已不远了（汉末、唐末、明末的朝纲败坏，武将肆虐）——中国古代政治权力与军事权力的关系，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套路。

但罗马不同，罗马帝国和文明在西方独孤求败数百年，实力不可谓不强大，文明不可谓不繁荣。可在这数百年的稳定繁荣期内，军事力量对政治的干预一直如影随形，政治权力不仅不能**军事权力，反而一直受其强力掣肘，帝国内部也因此一直深陷动荡和纷争。这种政军关系的失衡，不仅让所谓的“伟大时代”蒙上了阴影，更因此造成大量内耗，严重消耗了罗马帝国乃至文明体系的实力。而罗马帝国在仅仅维持了几百年后就迅速衰亡，这种严重的内耗和纷争，也是一大原因。

为什么军事权力能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中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这要从地缘环境说起。

在《地缘政治：意大利系列》之前的章节中，云石君曾经介绍过：罗马帝国的版图，囊括的几乎整个环地中海板块，并深度嵌入到西亚、中欧、西欧等地。


地中海相对稳定的气候环境，使得罗马人哪怕是以古典时代的文明发展水平，也有能力突破海洋所形成的天然地缘屏障，并把其变为连接各板块的地缘通道，进而将整个环地中海板块有机整合在一起，构建起庞大的罗马帝国。

但必须说明的是，这种连接和整合的力度是有限的。毕竟地中海的阻断功能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而且遥远的物理距离，也削弱了意大利本部的辐射影响力；至于中欧、西欧等地，很大程度上已经脱离了地中海辐射圈，罗马要向其投射影响力，首先就得翻越巍峨的阿尔卑斯山。再加上意大利半岛本身的体量和规模也相对有限，这种种限制，意味着罗马帝国虽然能够保持大体的统一，但其内部各板块间地缘关系的紧密程度，远不能与中国相比，各边缘板块具有更强的独立基因。

当然，一般情况下，这种独立基因，并未强大到会割据独立，甚至脱离罗马帝国版图的地步。毕竟各边缘板块有大量未开化蛮族，虽然他们文明形态落后，是乌合之众，但毕竟人数众多，。而罗马派驻当地的军队和官员，以及迁往当地的殖民者，在当地都是少数派，与土著有着民族、语言、阶级、文化等各方面隔阂，一时半会儿无法融合为一体。这些生存在边缘板块的罗马人，要想有效维护自己的统治者和上层阶级地位，离不开意大利本部以及整个帝国系统的支撑。如果贸然与帝国决裂，不仅要受到帝国中枢的讨伐，中断与意大利本部、乃至环地中海贸易体系的交流，当地未开化部族也不会认可这些外来户，内外夹击之下，必是败亡之局。

只不过，虽然边缘板块的罗马人系统，不可能脱离帝国中枢，但地缘结构的独立性，以及地缘距离的相对遥远，使得意大利本部也难以有效对各边缘板块进行高效的直接管理——所以中枢必须高度放权，对地方上的罗马官员授予更多的自主权力；而由于各边缘板块蛮族、异族人多势众，罗马要想维持对这些异族土地的控制，就必须高度依赖军事，而要从异族中收取赋税，财富乃至奴隶，也需要军队的直接干预，所以当地的罗马政治结构，又必须以军事为中心构建。这种情况下，罗马负责管理各边缘板块的，并不是中国那样，主要以社会治理为主要管理方式的文官，而是社会治理之外，同时兼带暴力打击和镇压威慑重要职能，有明显军事统帅性质的总督——为了他们的军事行动更有效，更及时，这些总督极高的自主权！

而除了边缘板块的内部治理，对外部势力的进击和防御，也需要给予地方总督更强的军事自主性。

罗马帝国在多个战略方向，都存在着强大的外部敌对势力。这种情况下，无论是罗马出于开疆拓土的进击，还是保卫国家的防御，都需要在边缘板块展开频繁的军事行动。而帝国辽阔的疆土，以及阿尔卑斯山、地中海等地缘阻断的存在，使得中枢与边缘板块的交流相对艰难，时效性更无法保障。这种情况下，必须授予地方总督极大的军事自主权，这样才能提高战争的获胜机率，最大限度的维护帝国和文明体系的利益。

说一千道一万，罗马的特殊地缘环境，决定了它必须在授予地方总督包括军事在内的高度自主权——而且考虑到边缘板块内外部都存在大量异族，所以相较于中国，罗马对边缘板块的军事力量配备要强大的多，总督军事自主权的范围和边界也宽广的多！

这就麻烦了。总督手上有大量的军队，也有高度的自主权，这意味着他们有了与中枢叫板的本钱。虽然前文中云石君已经说了，边缘板块的大量异族存在，使得当地罗马势力离不开中枢和帝国系统的支撑，但这只能保证其不割据自立，脱离罗马帝国系统；却不能保证其不会喧宾夺主——一个足够强大的总督，完全可以以自身军事力量为依托，返回意大利本部，夺取中枢控制权！

关于这种做法，最著名的就是共和国时代末期的马略和苏拉。这两位名闻遐迩的罗马独裁者，都是军事统帅出身，通过对异族的大规模战争，掌握了大量精锐的军队，然后以此为依托，返回罗马城，夺取了政权，成为独裁者。

当然，罗马也可以在道德和法理层面，将这种行为定性为叛逆——只要这种世界观在罗马人心中建立起来，那么野心家的夺权难度就大大增加——就算他一时得势，但由于“名不正言不顺”，无法获得民众认同，所以统治基础天然不稳，很容易就会被推翻——中国安史之乱之类的叛乱，之所以失败率超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意识层面撼动“王朝法统”实在是太难了；像曹操，即便是崛起于汉室威仪丧尽的乱世，也得借汉献帝的法统为自己撑门面，别别扭扭过了几十年，最后直到自己死了，儿子曹丕上来，才勉强完成了对“人心”的收服，继而建立魏朝。

所以，如果能打造出一套约束军人夺权的礼法纲常体系，确实可以增加军人上位的难度。

但罗马并没有建立像中国这样的礼法纲常体系。

其实罗马没有建立这种体系，是十分明智的。中国之所以能建立这种体系，是因为中国的本部核心区地缘实力超级强大，中枢能够获得本部（前期关中——中原，后期黄河——长江流域）的强势依托，对各边缘板块构成实力上的绝对优势；而且中国的国土相对规整紧密，中枢能够比较便捷的将影响力传播到各边缘板块。这种格局下，边缘板块的体制内势力造反，条件并不充分，就算真的干了，大多也难以对中枢构成致命威胁——换句话说，安史之乱是很偶然才会发生一次，不是中国政治的常态。

但罗马就不一样了。罗马的地缘环境，决定了它在边缘板块的军事力量配备必须强大，而且自主性也必须很高。所以哪怕是帝国稳定繁荣时期，也很容易造就军阀。而军阀实力强到一定程度，自然有更上一层楼的欲望——这意味着，边帅篡位是罗马政治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

如果偶尔一次边帅篡位，还可以坚决打击——毕竟这种造反会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增加国家消耗。但如果边帅篡位常态化，那就不好办了——每一次坚决打击，都意味着大规模内战，意味着国家和文明的严重内耗。罗马再强，也经不起这种折腾！

这种情况下，不如索性在政治规则和礼法纲常层面，对边帅篡位的行为予以默认。只要边帅足够强，那就允许他成为帝国的首脑——毕竟前文中云石君也说了，这些边帅只是想当皇帝罢了，并没有背叛帝国体系的企图，更没有毁灭帝国和文明的意思。在体制内给他们设计出一套上位潜规则——只要你确实有这份实力，你的夺权行为，就可以得到理解和默认。大家都按这套潜规则行事，这样就把矛盾和冲突尽可能的控制在小范围，不至于外溢到社会层面，导致国家陷入周期性大规模灾难——这也算是在不能完全避免的情况下，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选择。

除此之外，罗马的利益获取方式，也决定了边帅夺权，更能为人所接收。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文明国家，国家物质积累主要靠农耕获得，而中国本部核心区在地缘实力方面的绝对优势，又决定了国家财富主要产自本部地区。这种格局下，边疆军队主要作用是抵御入侵，保护国家安全——对国民的好处是间接的，并不能给国家带来什么直接的物质回报——相反还要民众为它提供大量粮饷。所以，军事力量在古代中国，很难争取到一般民众的直接好感——尤其是在国家稳定强大期间，他们的作用在大众层面基本无从感知。

但罗马就不同了。对主要聚居于意大利半岛的罗马人来说，他们虽然也从事农耕，但他们的财富收益，大多还是靠对各边缘板块和异族财富的拿来——无论是贸易交换还是武力征服。这也就是说，罗马人的利益获取模式，不是内生式的意大利半岛本土自我生产，而是从外部流入。

而要确保外部资源流入意大利半岛，流入罗马人口袋，军事力量的作用非常重要、而且直接。正是军人们对边缘板块的征服和占领，才使得罗马能够从容获取财富，坐享其成；军队通过对外掠夺，使得金银、物资、女人、奴隶都直接回流到意大利半岛和罗马城，让罗马人从中大伙其利！

鉴于军队在为罗马人创造财富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并且效果直接可见，所以取得巨大军事成功的边帅，很容易获得罗马民众的好感，进而由此塑造出崇高的个人威望，这为他们攫取最高权力奠定了坚实的民意基础——凯撒便是通过在高卢的巨大成功，为自己铺平了入主罗马城的道路，并成为万民心中伟大英雄。

总而言之，特殊的地缘环境，使罗马帝国的边缘板块军事统帅，既能够拥有强大的军队，而且还可以享受高度自主权；同时，罗马帝国也形成一套有利于他们体制内夺权的潜规则，甚至打造民意基础的条件都十分充分。

而边帅的这种无解优势，又反过来对中枢，乃至皇权的确立造成影响。首先，在位帝王最好是出身军队，或者至少在军队有过历练，并取得过一定的军事成绩，这样才能能有效掌握军事力量，并在威望上压过其他边帅，以确保自身统治。

同时，皇帝在继承人选择上，贤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压倒血缘，成为一个主要标准——继承人也必须混过军队，并且在军中有威望，取得一定成绩，否则的话，即便是亲儿子，上位后也未必能压得住边帅军阀。所以，罗马帝国的皇位继承，血缘方面的考虑并不太重要，外戚、养子、部属、朋友、兄弟，反正只要你本事够大，都有可能会压倒皇帝的亲儿子，成为他亲手选定的继承人——如果皇帝非要立亲，那你也可以杀了这个太子，甚至皇帝本身，篡位自立。只要你确实干的好，别人，甚至包括皇帝原先的亲信，也有可能对你表示认可和服从。

环境造就人，环境决定政治模式。罗马帝国的特殊地缘环境，决定了其之政治，高度受军事影响；甚至皇权延续，都难以免俗。不过也正是因为政治对军事的妥协和忍让，罗马帝国才能把这种结构性内耗的负面影响，尽可能的降到最低，不至于对国家和文明造成过大冲击，最终让这个地缘结构看上去有些松散零碎的庞大帝国，辉煌了差不多三四百年。

不过，辉煌虽辉煌，危机也在慢慢滋生。从公元三世纪，罗马帝国的大一统，逐渐显出力不能支之像。公元395年1月17日，罗马皇帝狄奥多西（346—395）逝世把国土分给两个儿子。罗马从此正式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两个国家。

少林寺寺委书记

我亲爱的怪蜀黍又回来了！我给你加人气！

独孤—求爱

少林寺寺委书记 发表于 2017-6-16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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怪蜀黍不搞基！扫地僧还是去扫地吧！

少林寺寺委书记

独孤—求爱 发表于 2017-6-16 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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