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番禺成全球最大大型游戏机生产基地

星际大战

　二十多年的积累，使得广东番禺成为全球最大的大型游戏机生产基地，当国内的政策打开一条门缝时，它们希望也能在国内找到更大的生存空间。十年以前的那种盛况还有可能再现吗?　　随着第二期装修的完成，华立科技副总经理王晖终于在十·一假期过后看到了一个完整的新型环游乐园，他舒了口气，尽管这离他心目中最初的预想仅仅实现了三成。
　　这家位于上海徐汇区百脑汇广场二期5楼的环游乐园概念店占地1200平方米，为了在今年上海国际动漫展期间吸引客户参观，他们赶在了动漫展开幕的前一天—7月6日开始了试营业，但那时候装修只完成了不到一半。这两个月他们只能把打烊时间从晚上24点提前到21点，以加紧赶工。
　　环游乐园是华立科技旗下一个游戏娱乐场所品牌，目前在全国有近10家，而上海这家则是他们的第一家概念店。与普通游戏场所不同，这里摆放的150部机台有了更加明确的区域划分;而更大的区别还在于，华立科技还在里面加入了cosplay餐饮、休闲水吧和KTV包厢，使用游戏币就可以在这些新增的地方消费。
　　华立科技的主营业务是大型游戏机的生产和开发，而它也一直没有放弃自己直接运营游戏厅的努力。作为全球最大的游戏机生产基地—广东番禺的游戏机制造企业领军者，华立科技现在希望通过这种将游戏厅与其它一些休闲方式打包在一起的办法，让外界重新认识大型游戏机产业，进而将这一产业在国内重新激活。
　　番禺聚集了大大小小两三千家游戏机生产企业。在2010年初来到这里之前，在上海一家IT公司工作的王晖对街机残留的印象，还是小时候在香港那些昏暗窄小的电子游戏厅中的浓浓烟味。在这里他认识了华立科技董事长苏本立，在后者带他参观了番禺的游戏机企业和游戏厅后，他决定留下来。
　　彼时华立刚把上市提上内部议程，而具备长期财管经验的王晖正好是他们所需要的。在这里，从小便是重度游戏玩家的王晖发现，十几年没接触过的街机其实一直在变化，只是无人知晓。
　　成立于1991年的华立科技，经历了这个行业的几次沉浮。创始人苏本立从1980年代末开始，凭借沿海的优势，将许多港台地区和日本淘汰下来的街机及电脑板卖到国内，赚取了第一桶金。那个时候全国的游戏场所最多时有 10万家，火爆的生意催生了大批从事贸易的游戏机厂商，他们大多聚集在广东番禺，到1990年代中期这里已成为全国最大的进口游戏机销售市场。
　　但2000年的一纸公文一下子让番禺的游戏机厂商都懵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的44号文件明确规定了“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其零、附件生产、销售即行停止。任何企业、个人不得再从事面向国内的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的生产、销售活动”，同时“除加工贸易方式外，严格限制以其他贸易方式进口电子游戏设备及其零、附件”。
　　接到这个消息后，苏本立陷入了沮丧和迷茫。接下来游戏厅纷纷关闭，大批的游戏机积压在华立的仓库里。许多人选择关门大吉，转行离开，还在番禺留守的只剩几十家。
　　苏本立也开始转型生产和外销。2001年，华立拿下了NESO显示器在南方的代理，在那被行业称为黑暗时期的3年中，这成为了他们当时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公司仍旧在亏本。相比之下游戏机的代工外销则刚刚起步，而且国外的上市游戏公司对游戏机在中国市场是否合法有所顾忌，不少合作都遇到阻滞。
　　苏本立意识到需要和监管部门做更多的沟通。2002年他和留守的人们成立了行业协会，积极参加各个产业研讨会。那几年，他们还频频邀请监管部门的管理者去日本和欧美考察，希望管理者看到这个行业的经济效益和技术价值，还有国外的一些管理经验。
　　僵局到2006年终于有了松动。中央政府在一份新的文件中提到扶持动漫产业，而番禺政府也提出了建设动漫游戏基地的计划。那一年华立收到的国内订单明显增多。
　　重新投入的人慢慢又多了起来，番禺的游戏机工厂又有了人气。现在的番禺已经形成一个以龙美村为中心的游戏机生产基地，分布着大大小小几千家从事大型游戏机及配套产业的公司，其中有华立这种年产量三四万台的大企业，也有一两个人的家庭作坊，它们分布在村落的小巷里，规模稍微大点的会在沿街租个好的店面。
　　现在番禺游戏及其配套产业年产总值达300多亿元，占据国内市场60%以上的份额;外销的产品占全球市场近20%的份额。如今游戏机产业已经和珠宝、音响一起，成为了番禺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主政者试图打造“番禺动漫”，在广州星力动漫游戏产业园建成之后，号称国内最大的动漫游戏产业基地的华创动漫产业园正在兴建。
　　有了官方支持，除了传统的代工和代理，政企两界都希望番禺能够成为研发、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综合产业基地。
　　游戏机厂商们都清楚，相比于代理国外游戏，自主研发的游戏机台收入较高，虽然还做不到完全自主，不过很多公司都选择了改良国外的产品。
　　杨子光是富佳的董事长，这是一家以爵士鼓游戏机而闻名的公司。2005年，杨子光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提出了开发爵士鼓游戏，这个念头来自于他刚看过的一款韩国同类产品。当时富佳的总经理的第一反应是这个太难了，一个玩家要兼顾五个鼓三个镲，很可能在中国打不开市场。杨子光认为不能低估独生子女一代，越是有创意的事物，他们越有兴趣，市场空间应该会很大。
　　最开始富佳尝试用真鼓来制造，但效果一般。于是他们找到了日本最著名的电子音乐设备生产商罗兰公司合作，后者提供了硬件上的专业保障。相比韩国同类产品，富佳在游戏内容上灌制了中文歌曲、调整音乐节奏，加上相对的低价位，富佳爵士鼓很快成为国内客户在同类产品中的首选。现在富佳爵士鼓也一直在改进，每半年都会升级。
　　“其实我们也尝试了其他产品，只是刚好我们做了这个比较受欢迎。”杨子光说。富佳有一个10来个人的开发团队，他们至今做过六七款游戏，但也有很多做好了都没有卖，游戏开发时间常常要一两年，“等到开发好已经没人玩了，已经落伍了。”
　　成立于2003年8月的尚莹，是台湾尚芳国际设立的子公司，负责内地业务。2003年底尚莹开始着手研发篮球机。除了在篮筐的移动上有所改进，更多的工夫被花在了材料和结构上。篮球机的篮筐和篮板由于在短时间内要承受大量撞击，所以在设计上要求具备足够的强度和耐用。虽然几乎无需在关键的图像方面投入精力，但研发依旧花了一年多，到了2005年，尚莹推出了内地市场的第一台篮球机。
　　“篮球机的难度是最大的，研发和制造虽然是最简单的，但它的后期却远比其他机器要麻烦。”尚莹总经理林青志说。其他机器上市后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篮球机却常常会发现有很多结构上的问题要改进，不仅是要让它更耐用，后来为了方便维修和组装搬运，这种改进甚至细化到一个螺丝的松紧程度。产品上市至今，这台篮球机的改进已经不下100次。
　　林青志称，2010年，尚莹的营业额达8000万元，利润率也能达到10%。其中60%的收入来自篮球机。这两年市场的开放新增了很多客户，林青志开始想更加多元化，但目前还是只能以代理来添加机台种类。
　　而因为价格较为便宜，许多国外的客户，包括日本、美国，也开始选择来番禺采购而抛弃了他们本国质量更高，但价格也更贵的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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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时人才的短缺成为制约番禺游戏机厂商发展的一大问题。王晖的到来给华立带来了正规化，不过他根本忙不过来，除了日常工作，他还要负责对员工进行培训，在今年8月底的一次由华立举办的行业晚宴中他甚至还要担任主持人，同时充当苏本立的英文翻译。
　　但并不是每家公司都能找到这一类的管理人员，更多的公司仍旧处于比较原始的阶段。
　　在关键的技术人员上，富佳等公司都还能保持着比较稳固的团队，但好的人才可遇不可求。和工作室、学校合作，是目前很多公司的主要方式。不过这些年的经验让苏本立认为他们并不能提供很好的设计，学校无法提供适用于实践的有效技能，这几乎是目前游戏教学的通病。而且广州对高端游戏人才的吸引力较弱，何况是番禺。在华立的研发团队中有好几个日本人，他们大多在这个行业浸泡了很多年。而富佳则会找到一些游戏比赛的冠军加入开发团队，他们往往能够提出一些好的意见，尤其是怎样设计会更好玩。
　　这个行业之前背负的负面形象，让选择这个行业的人才要比其他类型的游戏来得少。在8月底这次行业晚宴的各类讲话中，阳光和健康屡屡被提及。2009年随着机台准入目录的出台，意味着大型游戏机得到了官方的允许。在今年8月底的第三届GTI广州电子游戏国际产业展上，195家参展商和3.88万名买家都已是2009年首届数量的三倍以上。
　　但是，当政策的放开让他们可以将目标市场转向国内时，国内的玩家还接受这种大型街机吗?
　　在中国，市场显然已经不是2000年以前的那个市场。除了那些忠实的玩家，更多的人在新世纪里习惯了网络游戏或者单机游戏，甚至那些曾经的街机游戏，只要在电脑上安装一个模拟器就可以玩了。
　　虽然发展中国家对大型游戏机的需求在不断增长，发达国家却恰恰相反—在2007年，美国《企业家》杂志评选出未来十年最有可能消失的十个行业，其中包括投币式游戏机厅。
　　但苏本立认为网游并不会对大型游戏机构成直接的影响。“就像DVD取代不了电影院，罐装咖啡取代不了星巴克一样，”苏本立认为，“网游还是偏个人化了，家用机由于政策的原因，在中国还不普遍。”
　　但是目前这种市场空间似乎还处于业界的想象之中，虽然行业有所复苏，但是爆发的迹象还没有出现。
　　1985年就拿到营业执照在番禺开起游戏厅的苏伟青算得上番禺游戏产业的拓荒者，上一波繁荣使他开始涉足生产制造，最多的时候他管着几百人，但2000年冲击过后锐减到最后只剩三四个。
　　2006年，他和一个新疆的客户创办了玖象这一游戏厅品牌，决定做走阳光路线的纯娱乐游戏场所。当时国内的纯娱乐游戏场所已经兴起，如城市英雄、神采飞扬、汤姆熊等，它们大多实行连锁经营，与大商场合作，面积也越来越大。但这些纯娱乐游戏厅要求高投资、低利润、持久经营。苏伟青清楚，“始终有灰色的，单纯靠卖纯娱乐生存很辛苦，租金贵，费用大，设备投资大，还不如做餐馆。”
　　但他看好这个趋势，之前的经历让他学会把目光放长远。现在商业地产大量兴起，刚开业时许多需要游戏厅进去带动人气，这也为这些游戏场所带来了比较便宜的机会。虽然玖象定位在吸引20来岁的年轻人，但他也会注意布置吸引家庭顾客的亲子类游戏机台。
　　苏伟青透露，玖象的场所，很多都要3年才能回本，而且是在运营得很好的前提下。一个600平方米的场所周末的玩家数量大概只有三四百人。现在他力求压缩成本，只找租金便宜而且有电影院的商场。
　　现在中国的游戏厅数量已经有所恢复，但仍不能与2000年之前相比。中国软件行业协会游戏软件分会会长刘金华在8月的一次发言中称：“截至2010年底，全国游戏场所数量仅为2.9万家，仅为2000年前的1/3。”
　　苏本立害怕新兴的游戏场所因为不当经营而再次遭到整顿，那样这些年所争取来的权益很可能将付诸东流。因此，华立在广州开了第一间环游乐园。除了让监管部门了解到游戏场所可以健康运营之外，苏本立也希望能够供同行借鉴，尤其是游戏场所的运营者。“环游乐园更多是我们做的一个样板。”他说。
　　那些固定的玩家会经常来玩，而更多的还是流动的普通顾客。这也是王晖力主上海概念店的尝试的一个原因，“现在的困难不是不赚钱，海外市场这么大，游戏机的回报率是稳定的。很多只要卖300台不亏，500台小赚，1000台大家都高兴。目前的困难在于如何把游戏机娱乐做到像电影院和KTV那样，像星巴克那样。”
　　2010年4月接受了新工作后，王晖开始着手为华立制定新的财务系统和公司架构。市场方面，他希望能够走出去跟人合作。他设想把游戏机放到餐厅、酒吧里面去，但由于营业条例和牌照的限制无法进场—需要达到规定的面积和机台数量，所以只好反过来，先做成游戏厅，然后把餐饮和酒吧融进去，从而去吸引更多的普通顾客。这正是上海那家概念店的雏形。
　　对于这间耗资逾千万的概念店，华立花了大量时间做市场调研和玩家需求考量。比如最后游戏币为定价两元，就是基于市调中得出上海的顾客具备这种消费能力，但现有的游戏场所并没有把它激发出来，而首次进入上海的环游乐园希望做到这一点。
　　这是王晖来到华立后负责的第一个场所方面的项目，在筹建过程中只要有空他几乎每隔一两周都会到上海实地跟进，以往游戏场所装修都是每平方米700元，这次的费用差不多快到3000元。但在他原有的想法中，水吧应该有更高的档次，KTV的礼品机的布置应该更好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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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吧应该有更高的档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