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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开始的世界大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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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发表于 2017-7-11 16:15:50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          
1917年开始的世界大兵变。除了俄法德各有百万士兵造反外,意军在北部前线、奥匈军在整个战场,日军在西伯利亚都有数千到数十万人的哗变、抗命或私下串联。土耳其也连续不断地出现兵运。论规模,这场世界大兵变前后有五六百万人卷入;论影响力,当代世界的基本社会理念正是这次士兵运动塑造的。考虑到地球的大小和战争模式的变化,在人类发展为星际文明之前,这肯定是空前、而且绝后的一次兵变。

为什么呢?这要从几百年来的历史-技术脉络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

首先:我们来看恩格斯的一个神预测: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到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战争的严重后果将会遍及欧洲大陆,那时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机构将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则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到街上而无人拾取!绝对无法预料,这一切将怎样了结,谁会成为斗争中的胜利者;只有一个结果是绝对没有疑问的,那就是普遍的衰竭和为工人阶级的最后胜利造成条件。”

——恩格斯 1887年12月15日

我们先看看这个预言为何“神”。

首先是对战争本身的预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于1914年,之前欧洲已经在乐观的和平气氛中度过了几十年。恩格斯却预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战。认定所有工业国,尤其是欧陆工业国都会卷入,上千万的士兵互相屠杀——要知道那时候全世界只有17亿人口,要知道此前参战士兵(不算民夫和被裹挟的平民)超出100万的战争一只手数的出来,超过200万兵力的战争还从未在这个地球上出现过。但恩格斯一下子就把战争烈度提了一个数量级。这好比中国足球队亚洲杯小组刚出线,你对足协说过4年要为踢世界杯决赛做准备,起码也要争四强。有人会信吗?但恩格斯的预言就是应验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广义参战国兵力3000万,欧洲战场上随时都有1500万人在厮杀,直接伤亡2000万以上,超出了恩格斯之外几乎所有人的想象力。

其次是战争的结果。之前动员上百万人的大战,都很清晰地分出了胜负。美国内战,北方的人海淹没了南方,华盛顿政府空前巩固;克里米亚战争,俄国要塞被攻克,干脆利索地吐出所有新占领区,放弃黑海舰队;普法战争更是一边倒,德国占领巴黎,夺取了欧洲霸权。总之战争有个清晰的胜败结果。但恩格斯偏偏说这场大战不会有赢家。相反,战争双方都会有王冠落地,都会有统治阶层解体,发动战争的人不仅享用不到的胜利成果,反而连命都未必保住。从事后效果来看,恩格斯这个预言即便不算全中,起码也覆盖了一多半的参战国。在社会科学领域几乎就算是正中靶心的论断了。


各国王冠落地的时间。淡紫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紫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

这场战争为何爆发呢?

我在
百年老狼——经济危机的脉络这篇文章和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中都谈过世界大战的原因:资本主义扩张到全球之后找不到外部市场,只能靠产业升级的投资拉动来缓和矛盾。一旦产业革命没跟上,就要为有限的市场进行全面厮杀。看懂了这句话,下面两段引用可以跳过去,留到以后慢慢看。没看懂的,也不妨跳过去。
利润=商品售价-工资-其他成本。即商品售价=利润+工资+其他成本。这个等式对任何企业都适用

实际上,“其他成本”一项就是其他企业制造的商品。所以把所有企业放到一起讨论的时候,有商品售价=利润+工资。这说明,如果所有的生产都放在资本主义化的企业里进行,必然存在一个问题——工资买不光所有商品,必须利润也加入购买,产销才能平衡。

接下来就是第二个推论——消费倾向递减原理。虽然说赚钱多的人花钱也多,但从比例来看,月薪500块的人必然花光收入,1000块的人最多攒一两百元,月薪一万的时候,可以每月攒几千存款。等到月入百万,虽然奢侈品消费已经不少,但占总收入的比例可能也就是两三成。收入更高的人,往往消费就要停滞了。在物质享受上,比尔盖茨未必和一个国内大房产商拉开明显差距。

这咋一看是好事,有钱人不消费,多好啊,为社会节约资源。实际上不少帮闲就是这么论证资本主义的合理性的。他们说穷生奸计,富长良心,有钱人只是替大家看着社会资产而已,不会糟蹋多少。就算糟蹋了也是合理的报酬。但是,这和第一点放在一起看,问题就出来了。利润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工资分配在大多数人手里。工资基本都花掉了,但利润大部分没有被花出去,势必造成这样的局面:商品售价>老板的消费+工人的消费。商品不可能在这个体系内都卖出去。

卖不出去咋办?老板的第一反应是减产避免亏损。减产不是为了少造东西,而是为了少开工资。工人没了工资自然就不买东西。结果,从全社会来看,购买力减少的比例比商品减少的比例还高。各行业的老板只能下意识地再裁员,再限产。这样一轮轮的转下去,经济就崩溃了。经济危机就是这个原理。只要你立足于体系内解决问题,问题就绕不开……

……19世纪后期的资本主义三条腿走路,欣欣向荣,现在三条腿都残废了,资本主义自然要摔跟头。在经济危机彻底爆发之前,大家都拖着残废的腿,想去别的强国手里抢根拐棍——新增殖民地,好增加外部购买力,多混几年。更直接一点的想法就是或者干脆灭了别的资本主义强国,以减少别人供给的方式来增加自己的市场。这两个想法哪一条都意味着战争。两条一起实施?

1914年,世界大战开场。

大战的祸根并不是在一天内埋下的。开始,在市场边界问题还不是那么紧迫的时候,可能是一艘炮艇的巡视为某个帝国赢得了一个重要的沿海贸易站,几千名殖民地士兵的示威就征服了一个王国,或是一艘巡洋舰阻止了对方的廉价走私货进入自己的殖民地。于是各国都尝到了军国主义的甜头,开始扩军,外交政策也逐步向建立军事同盟侧重。在竞争的开始阶段,军备竞赛的规模并不大,1870年普法战争,世界上最强大的两支陆军在西欧本土交战,参战兵力合计还不到百万。不过,在这个全球竞争的时代,一国扩军必将导致邻国和竞争对手的警惕,一个军事联盟的建立必将导致对手们的团结,反之亦然。这种恶性循环与本来就显得过剩的工业生产能力相配合,在扩张空间日趋紧张的一代人时间里打造了数支庞大无比的军队。英国这个传统上的岛国,在开战后几个月就编成了100万陆军,法国和德国则分别拥有440万和760万军队。工业化军队的火力、机动能力与19世纪的步兵方阵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军备竞赛中,英法等国在海军、资源、贵金属库存方面占有优势,德国和它的盟国则在陆军、重工业、中层人力资源储备等方面占有优势。两者互有短长,短期内难分高下。因此直到彻底摊牌,没有任何一方在竞赛中认输……

……中国于1911年爆发革命,最古老、距离欧美最遥远,也是最庞大的一个农业帝国终于崩溃,这标志着农业社会的旧秩序已经被工业革命的冲击波彻底粉碎,世界上不再有空白空间可供扩张。从这时起,大战的爆发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阵营和交战方式或许还有变数,但一场工业强国之间的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世界大战只欠一个火种。而在20世纪的世界上,列强之间的摩擦与冲突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摩洛哥的一笔贷款会引起德法两大陆军强国的对抗,俄罗斯在大连建立港口会导致日本的全面进攻,南非的布尔人对英国的游击战居然能让德国人欢欣鼓舞。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大战在1914年开始绝不应被理解成一个偶然事件……

……1914年6月28日,奥匈帝国皇储被刺。一开始,已经习惯于各种摩擦的列强开始并没有特别看重这个发生在欧洲角落的事件。但奥匈帝国(包括它背后的德国)略微低估了俄国(以及它背后的英国)对干涉巴尔干的反应,俄国则低估了奥匈帝国借此事释放内部矛盾的决心。俄国7月30日宣布总动员。由于这个时代军队的战斗能力在动员前后有极大的差异,晚动员的一方要承受极大的初期损失,而对峙的各方都把希望寄于一场速决战,所以动员迟缓几乎等于自杀。各方面都在迅速动员的同时要求对方停止动员以表示和平诚意,在互相递送了一系列的最后通牒后,政客和军人们发现到几台同时开动起来的战争机器没有停下的选择(先停下的一方等于投降)。世界大战就此爆发,历时30年的大屠杀从此开始
总而言之,世界大战不是任何人定制的,但又是一个必然。它的荒谬性在于,各国不是因为贫穷而出兵争夺财富,而是因为创造财富的能力太多,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法通过市场把财富变现,所以要互相残杀掉几千万人,消耗无数的工业品来解决问题。这种荒谬的战争原因一旦被一部分军人所理解,就不能指望他们安心打仗了。

为什么1917年,全世界的军人都忽然理解了这个事实呢?为什么之前他们不造反?为什么1914年他们按照军官的命令走向大屠杀?这就要从另一个问题说起——大战前的世界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

前面说了,世界大战的原因是因为产业升级相对停滞和全球市场不足。具体说来,就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冲劲耗尽,第二次工业革命还没充分展开。战前的“漫长19世纪”是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代,是煤矿、钢厂、蒸汽机和铁路的年代。这个时代虽然出现了大工厂,出现了新型的工业城市和铁路枢纽,还有新兴的资产阶级,但总的来说,从农业时代继承的统治集团还控制着国家。国家的大政掌握在国王和贵族手中,军队里的将军基本都是代代相传的军事世家,富豪要么是贵族出身,要么通过联姻给自己搞一个贵族身份。就连后起的日本也是武士集团专政。蒸汽资本的时代并不是资本家和经理的时代,更不是平民和所谓中产阶级的时代。

为啥呢?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固然推进了教育扩张,在城市集中了前所未有的无产阶级,制造了前所未有的革命潜力,但同时也加强了旧统治集团。在工业没有扩张到全国之前,城乡二元化恰好分裂了被统治阶级,城市暴动可以用农民兵镇压,农民造反可以用城市的大炮轰过去,城乡的贫民不会因为同一个政策造反,就给了旧统治集团左右逢源,组织一支可靠雇佣军的可能。这支雇佣军靠铁路机动,枪炮威力远远超过造反者的简易兵器,以至于有人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后膛枪时代无革命”。

这样一个旧统治秩序貌似越来越稳固的时代。统治集团和中层附庸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底层不算人。在调查童工问题的时候,有些调查委员公开宣称童工让底层的人民避免堕落,给儿童找到了合适的去处。工业城市的人均寿命只有20岁左右,受教育阶层却认为穷人吃不上饭,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这个认识不仅仅用来设计社会,甚至还可以公开说出来不受指责。比如说面对穷人的主日学校就会把这样的歌谣放进教材:
"虽然我人穷地位低,
但是如果我谦和干净又整洁,
受到辱骂我能逆来顺受,
我也能感动富人来爱我。

富人住在宫殿里,
穷人站在他门口,
造物主安排他们分等级,
地位有贵也有贱。

在政治秩序上。此时全世界已经有了几十个议会,但还没有一个普选国家!即所有国家都认为只有一部分人可以谈政治,女人、穷人、没受过教育的人往往被开除在选举权之外,被选举权则还要严格。就算在选民内部,许多国家会允许贵族的一票相当于平民的几十票,或是允许受过一定教育的人有多次投票权。总而言之,世界大战前的世界,是一个类似种族隔离时期南非的世界,而且受教育阶层都认为这个制度很合理。认为公然歧视一部分人的制度很合理,认为少数富人和贵族统治社会是最正确的社会规则。

世界大战改变了这个稳定的秩序。

世界大战逼迫统治集团扩军,把一支团队分散在全国,负责对内镇压的小规模雇佣军改造成世界大战的总动员军队。工人和农民被编到一起,驱赶到国外作战。堑壕战吞噬了几百万人命后,和平成了底层最大的渴望——这次他们不分城市农村,第一次拥有了共同的政治诉求。统治者以国家的名义让他们作战,恰恰让他们思考:什么是国家?

扩军也改变了双方的力量对比。过去统治者有枪炮,造反者只有土枪和刀矛,现在被统治阶层拿起了枪炮,拥有了踏平世界的力量。统治者送他们去国外打仗,但人是有腿的,他们如果要回国提出自己的诉求,谁能挡住他们?

接下来,被长期不当人看的底层士兵只需要一个兵变的导火索了。这个导火索就是战场的惨烈。而技术水平恰恰决定了这是一场空前惨烈,空前消耗生命的战争。

20 第一次世界大战
工业国之间的战争代表了当时工业社会的最高科技水准。在战争爆发时,内燃机和电力技术远未成熟。一旦离开了离前线最近的铁路线,部队唯一可以指望的非生物力就是弹药中火(炸)药的爆炸力。这种破坏性力量只能用来杀伤敌人,不能进行可控释放。己方部队和装备的有序运动,主要还是靠人、畜力,和几千年前的罗马军团没有本质区别。当然,战争中有利用汽车进行补给和增援的例子,战争后期也出现了内燃机装甲车辆和飞机,但这要么是紧急情况下的权益之计,要么规模太小,不足以影响大局。既有的工业技术和发展速度决定了规模化的机械化军队要在一代人以后才能出现。由于缺乏能在野外高速推进且保持作战状态的军队,更缺乏在这种状态下对部队进行控制、补给的技术手段,战争的节奏依然要由士兵的步行速度来决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战归根结底还是步兵、炮兵(畜力拖曳)和工兵的战争。

炸药的能量决定了工业时代的火器威力,以人力驱动的冷兵器已经沦为礼仪性工具,工业化的土木建筑能力也远远超过农业时代,但同时野战军的补给和运动还要靠前工业化时代的人、畜力。这意味着火力和防御压倒了机动,三个作战要素的发展速度不均衡,防守相对进攻要占更大的优势。在经历几个月的战斗后,双方都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这个现实,认真的布置了防线。在主要战场西线,双方在动员后,短短数百公里战线上摆开了近千万大军,全面防守成为可能。即便一方以集中兵力、火力奋力突破,一般也只能在对方的防线上打出浅浅的“坑”而不是穿过防线,威胁后方薄弱地域的“洞”。从1914年到战争结束,除了1918年德国孤注一掷的大进攻和和协约国在压倒性优势下的反扑,战线的移动始终不超过数十公里,几公里的推进和一个要点的得失往往要付出数十万伤亡。西线这个主战场出现了对峙。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保证了军火供应,保证了足够的破坏力。但蒸汽机太笨重了,没法离开铁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电动机、内燃机还没法拖动重武器,所以陆军部队只有破坏力没有机动力。双方的战法就是在泥泞中互相倾泻火力,进行无谓的屠杀却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你来我往打了2年多,到了1917年前后,所有的强国军队都经历了一轮战略进攻和一轮战略防御,所有的士兵都厌倦了这种屠杀,开始思考战争的意义。这一思考就出了大乱子,正如最前面所说,这场战争根本没有意义!或者说,如果有意义的话,它反映的是资本主义的荒谬性,以及贵族-资本联盟的愚蠢。所以,原本相对边缘化的左翼组织,如布尔什维克,立刻成为了最得人心的组织。甚至不用左翼知识分子引导,士兵自己就会赶走军官,离开战场,奔向他们的首都。如果矛盾还不够激化,他们只是拒绝打仗兼示威;如果矛盾激化……他们就是去拿政权的。

这就是1917年所有参战国的哗变潮。要知道,法国军队成百万地离开最关键的前线,不是因为士兵的懦弱,而是因为尼维尔攻势让他们像猪羊一样填壕沟,填光了整整一代法国青年,资本家却在后方狠狠发财。德国投降,不是因为战线推移到了柏林,而是因为士兵们不想为虚幻的德意志民族利益送死,所以把枪口指向了皇帝和容克贵族,成立一个又一个苏维埃 ,德国只能在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情况下求和。沙皇被枪毙,不是因为他的军队不够强大,而是因为他打造了前所未有强大的俄国军队,因为文盲农民参军后开始认识这个大世界。日本干涉军占领西伯利亚,发现俄国妓女和布尔什维克都很厉害——军队中没脑子的那部分都染了梅毒,有脑子的那部分学到了苏俄的革命道理,再不撤军,他们就要回国闹革命了,只能放弃吞并梦想……

19世纪积累的全部矛盾,统治集团过去100年作的孽,这次都要在总动员的号角中清算。各国的士兵不约而同地调转枪口,在历史上,这是平民伟大的觉醒;在学术上,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无可争辩的胜利。所以我说各大国的兵变应该算作同一起事件,不能拆散了理解。历史学上有个“双元革命”的概念。即认为18世纪末法国政治大革命和英国的工业革命塑造了现代世界。这个说法是不错的,但研究一下历史的具体脉络,我们可以发现,这两次革命的合流,即法国大革命带来的平等-人权意识和工业革命的威力结合,标志性事件正是1917年这次大兵变。平民们第一次既拥有了现代社会的人权意识,也拥有了工业化社会的力量,可以和旧统治集团谈谈新时代的问题了。所以我说这是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一次兵变。

战争是很残酷的事情,但战争也促进社会的进步。虽然战争的起因一般是统治集团互相倾轧,但总体战往往会让统治集团不择手段地总动员,做出平时不会做的让步,动员出自己无法控制的力量。1917年的世界大兵变,就是这支力量的觉悟,就是19世纪旧统治集团的丧钟。世界大战随着丧钟而暂停,20年的休战后,还有另一次用内燃机驱动的世界大战。我更倾向于把两次大战合起来,算作一场20世纪的“三十年战争”。

战后的政治-经济变革不用多说,大家都知道。有苏联的出现,有殖民体系的解体,有老牌帝国主义的衰落……但我想说一个常常被忽视的变化:当代“政治正确”的出现。

世界上第一个法律上的普选国家是谁?

是造反士兵们建立的苏联(也有人认为是1917年独立的芬兰,但芬兰很快转为法西斯政体,另外芬兰也是俄国革命的产物)。其他欧亚大国也都在世界大战后先后承认所有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

这足以说明世界大战和1917年兵变带来的政治进步——在法律上确认所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在文化上宣传平等。这应该算是回答了问题的第三部分:兵变之后又是如何解决的?

当然,我们知道苏联没有什么真普选,知道西方依然在玩金钱政治,富人子弟依然去上私立学校,继承庞大的家族产业,就连知乎也每周会出现十几个抱怨阶层不平等的热门问答……但最起码法律上不再有特殊公民,也不再有贱民。这就是进步!我前几天在怎样看待自己脑子里冒出来的邪恶想法?这个问题里解释过:为何伪善也胜于公开的邪恶:
就算真的是坏人,伪善也是邪恶对正义的最高敬意。能伪善,说明终究是邪不压正,说明邪恶尚未上阵,已存三分怯意。

当年的兵变的确没有给我们开创一个完美的世界,但起码指出了人类进步的方向,让善良和公义深入人心,让平民们认识到自己挑战旧秩序并胜利的可能性。带来希望的人和带来实际利益的人,两者都是人类需要感激的恩人。

1917年大兵变之后,新的统治集团上台,有的还是旧集团改头换面回来,但他们都懂得了一个不难认清的道理:让法律上的贱民为贵族的利益拿起枪,是最愚蠢不过的行为,是效率最高的作死。你不和穷人讲人权,穷人有了枪也不会为你留下生存的权利。用法律上的平等掩饰实际上的不平等,才是进(gao)步(ming)的统治方式。这个统治规则和平民的民权意识结合,就是我们当今社会的政治-文化基础,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软件”和19世纪最大的区别。香港最近的街头运动如此激烈,就是因为某些机构公然撕破脸,否认了这个法律上的平等规则,否认了1917年大兵变的成果,激起了21世纪公民极大的不满。我前几天在 如何说服香港人支持中央关于选举问题的决定? 这个问题中对此做过解释:
这是一个和香港现有资本统治秩序完全一致的制度,是一个“李家城”特色的制度。当我看到这一制度时候,脑子里首先浮现的是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三级会议,第一等级一票,第二等级一票,第三等级也一票……

我们再回顾前面引用的梁振英讲话:“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特首)提名委员会并非仅是数目上的代表,还必须充分考虑到社会各个界别,避免施政及政策的不合理倾斜……【广泛代表性】的含义并不局限在简单的数字,而应考虑香港社会各个界别,如果只追求数目多,施政和政策都会向贫穷人士倾斜。”

这样一段话,若出自美国总统之口,本土的政治后果不谈,恐怕到大陆也会要激起无数人的痛骂。因为这段话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假民主”、“伪善”来形容,根本就是赤裸裸地否认政治中“人人平等”的原则,是大声宣布了穷人就不该和富人平等分享政治权利。比起用私有媒体、竞选经费来排斥穷人,这更进一步,更无耻,实属赤裸裸的金钱专政宣言。

一个伪民主制度,至少也保证了平民名义上的人格。就算它最后还是回到了资本手中,也算是资本主义向人道主义表现的一个严肃的敬礼。这个“礼节”不是大资本拱手奉送的。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正如地上的灰尘。扫帚不到,灰尘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毛主席说的没错,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所以那支自古以来最庞大的平民军队发动兵变,会震慑统治集团,会带来历史进步。至于那些没有被这次兵变波及的地方……让我们看看战后还有哪个发达的大国在法律上公然歧视自己的公民?

是远在美洲,从未像别国那样总动员的美国。直到1965年,美国才在法律上赋予黑人全部政治权利。之前的1963年,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密西西比分部秘书因为呼吁平等的政治权利,就被枪杀在自己的家门口。医院拒绝抢救这个黑人,即便他是二战老兵也不行。嫌疑人至今未被起诉。美国人民没有经过惨烈的世界大战和革命,固然获利不小,但也必须为此付出一定代价。

当然,从局部来说,美国统治集团也会被战争敲打,也会为此进行局部的改良。比如说,朝鲜战争之前,美军中的潜规则就是黑人不能和白人一起作战,要么是当厨师、当司机等辅助人员,要么是单独编成一个单位。结果黑人作战往往出工不出力,不愿意为白人统治集团而战。由黑人士兵编成的美国陆军24团从朝鲜战争开始就被其他单位抱怨缺乏作战积极性,频繁出现军官带队脱逃现象。其中C连100多人,在志愿军的政治攻势下集体投降,成为志愿军成建制迫降的最大一支西方军队。这迫使美军反思自己的种族歧视政策,战后开始混编各个人种,相对公平地分配职务。可以说,志愿军的英勇为美军的种族平等做出了重要贡献。


成建制投降的美军黑人连队部分成员。


—————————————
补充

法国1917年那次成百万人的大哗变,接手解决的人叫贝当。他安抚了士兵,低调枪毙了兵变首领,惩戒了不合格的军官,劝说几十个师的部队回到前线,补上了防线缺口。他因此升任法军总司令,成为法国的救世主。

这个贝当就是二战组织傀儡政府,在德国支持下当法国独裁者的贝当元帅。这个人为何能同时成为法兰西的救世主和法奸呢?

这还是要说到他的阶级本性。贝当是19世纪中期出生的老军官,他厌恶共产党,厌恶底层运动,甚至宁可接受纳粹也不接受左翼政府。他和法国的准法西斯势力来往甚密。宁愿代表法国大资本向德国妥协,也不希望法国成为全面抗战的战场。虽然安抚了1917年兵变,但贝当本质上就是兵变要干掉的那些19世纪旧统治集团的一部分,最仇恨20世纪的民权思想。他上台后组织的独裁政府也是排除一切左翼和自由派的政府,自己拥有无限的行政和立法权。

既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看到了法国兵变和苏联的成立,那么二战中他其实并不喜欢略左倾的法国政府,觉得反共、和大资本紧密结合的纳粹德国接管欧洲也不是那么坏的选择。二战初期,德国在低地国家横扫英法军团的时候,有谣言说共产党要发动政变,以暴动取得巴黎,这立刻让老贝当想起了1870年普法战争后的巴黎公社——当时他已经15岁。所以贝当和当时的法军总司令魏刚迅速下定了决心——宁与友邦,不予家奴,必须立刻向德国投降!可见资本和统治集团其实无国界,民族利益只是他们用来获取廉价炮灰的说辞而已。

参考资料:第五章(下篇) 法国的覆灭
贝当告诉布利特(美国驻法大使),他认为英国人准备坐观法国为了支持他们而打到底,然后自己去同希特勒妥协媾和;当时,贝当还表示,英国没有公平地分担战争的牺牲。这并不仅仅是他个人的看法……魏刚的头脑中,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是他一心想着国内的治安有危险。在贝当受审时,魏刚硬说,他之要求停战是有严格的军事上的理由为根据的。自然,要求在法国停止战斗的军事理由肯定是难以驳斥的。但是,现在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当时不断萦绕在他脑际的,却是出现无政府状态的威胁。已被取缔的共产党在当时究竟拥有多少实力难以估计,但是至少在国内存在这样一支潜力难测的第五纵队,使得许多在作战的将领不时要回过头来防备内在的敌人。如果法国在战败时留下的是一支土崩瓦解、士气沮丧的军队,那么人们不必有多少历史的想象力,就能料到1871年的巴黎公社将会重演。需要保有一支军队来维持国内的治安,是魏刚经常提出的论据。他再三催促缔结一项停战协定。博杜安写道,魏刚早在5月26日就极力主张政府留在巴黎,效法古罗马元老院议员接待高卢侵略者坐在贵宾席上的先例,以防止在首都爆发革命运动的危险。6月13日,魏刚向内阁报告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消息,说共产党的领袖莫里斯·多列士在共产党于巴黎起事后已在爱丽舍宫就职。芒代尔同巴黎警察局长通了电话,才证明这个报道是不确实的。尽管如此,这位总司令,凭着他在军界的祟高威望,他那善于作出决定并把这些决定清楚地阐述出来的本领,他的专横武断的作风,他的辛辣无情,冷嘲热讽的口才和他蔑视一切政客的态度,仍然处于强有力的地位来坚持他的观点。

另外,在停战的要求背后,还有一个理由也必须提一下,那就是法国军队和逃难的平民被挺进的德军追逐得在法国东奔西窜的悲惨景象。不仅人们的生命,而且法兰西文明的整个结构,似乎都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博杜安的思想感情,无疑是表达了人们普遍的看法,他写道,法国不是波兰:精神上的、道德上的、智力上的价值构成了这座巧妙地平衡着的大厦,它一旦遭到全面入侵,就将被彻底毁灭。如果魏刚与贝当能使他们的观点在内阁中得到足够的支持,显然法国将放弃这场斗争,而政府也不会撤退到北非去继续这场战事。

……

贝当的措词——“必须停止战斗”——自然而然地被理解为一个停火的号令;它完全瓦解了军队的斗志,使德国人轻而易举地大批包围和俘虏了更多的法军。向纳粹领袖们去要求体面的和平,这看来可能缺乏一种现实感。然而,这番话出自贝当的口中,却没有理由认为它不是诚恳的。这是造成此后两年幻想的一个适时的序曲。博杜安力图弥补贝当的演说所造成的损害,后来又广播了一个说明,指出战事尚未结束,只有体面的条件才能接受;可是德国人却不急于提出任何条件,无论是体面的也罢,不体面的也罢,而是继续向前推进。6月18日,他们占领了贝尔福、科耳马尔、迪戎和勒克勒佐,法国政府通过广播宣布,所有人口在两万以上的城镇都不设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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