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什么我们常说很多时候一定要亲身经历了之后才能明白?
1. 切身体验。亲身经历一个负性事件带来的情绪记忆要比看着或听说别人遭受一个同样的事件所感受到的强烈得多,形成的负性条件反射也远远更持久。我们一定程度上的确能够感同身受,但心理学实验同样也表明,自己是无法从强度上真正感同身受别人的痛苦的,《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p192 举了一个极聪明的实验:[blockquote]
即便两者实际上是一样程度的,我们自己所感受到的痛苦也总是比观望别人的痛苦要强烈得多。一个古老的笑话是这样说的:别人断了条腿没啥大不了的,我们断了根指甲就要大呼小叫了。这个笑话碰巧生动地描述了我们大脑的神经系统的工作方式。英国的神经科学家们曾经做了这么一个实验:将人们配对进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实验,每对被试食指上都夹着一个夹子,实验者通过这个夹子往其中一个人的食指施加一定的压力,然后让他施加同样的压力给他的同伴。结果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公平,尽管他们很努力地试图做到,然而他们总是施加更大的力道给他们的同伴——他们心里认为这正是他们所受到的力道。研究人员认为这一效应是我们的神经处理机制的自然副产品。这个实验有助于解释一个我们常常注意到的现象:两个人你打我一拳,我还你一拳,结果很快拳头的力道就会越来越重,从打闹变成了真正的打架。每一方都认为自己是在公平地还以颜色,而实际上他们却并不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以眼还牙,结果再弹回来的时候那家伙就想卸你的腿了。(翻译)[/blockquote]
好友徐宥最近经历了7个小时的肾结石,在博客中写道:[blockquote]
有句话叫感同身受。我没有体验过肾结石的那种痛苦前,只是道义上支持三鹿宝宝的维权;现在,我真心的支持三鹿宝宝维权行动。我甚至很想折腾一下那些往奶粉里面加三聚氰胺的人,那些知情封锁几个月的人和那些不许家长维权的人。有生之年,得给那些害人之人,一人冲杯三聚氰胺奶粉,让他们”感同身受”一下这种绞痛,认识一下自己干的是不是人事。[/blockquote]
2. 别人口中的故事。别人口中的故事也许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难免受到他们自己观念的影响而产生偏见,我们每个人都带着有色眼镜看待这个世界,客观且全面的描述一个事情极少有人能做到。别人的故事也许只是他们的想法,你自己亲身经历同样的事情也许完全又是另一种想法了。
6. 别人的道理,自己的事情。我们常常说类似“你说的没错,但是并不适用于我这里的情况”这样的话,自己的事情和别人的事情往往总是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微小或巨大的差异,如果我们先入为主地不想听取别人的意见,就很容易自己说服(欺骗)自己说“情况不一样,所以道理不适用”(而实际上到底哪些情况不一样,为什么道理不适用,是不是真的不适用,我们根本就不去深究了)。另外,朋友给出的道理或故事总是跟他当初经历的情境细节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你记下了朋友的道理和故事,同时也就将这个道理和他当时经历的情境线索给挂钩起来了,于是当类似的情境发生的时候,你的记忆系统就能够根据情境线索提取出朋友当时说给你听的那些道理(《找寻逝去的自我》);然而,这种记忆提取机制同时也有他的弱点,那就是当你经历的情境跟朋友当初经历的情境相似性不足(尽管抽象到本质上可能是一回事)的话,你就不会想起他曾经说的那些道理。这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发现自己道理是听了一堆,结果自己生活中却不会用的原因。而所谓的能够“活学活用”,就是那些善于抓住知识本质,触类旁通,将道理外推到表面不相似但本质一样的问题领域之中的人,对此《Psychology of Problem Solving》的第11章举了这样一个例子:[blockquote]
先让被试(皆为大学生)阅读一段军事材料,这个材料是说一小撮军队如何通过同时从几个不同方向小规模攻击来击溃一个防守严实的军事堡垒的。事实上这个例子的本质是对一个点的同时的弱攻击能够集聚成强大的力量。然后被试被要求解决一个问题:一个医生想要用X射线杀死一个恶性肿瘤,这个肿瘤只可以通过高强度的X射线杀死,然而那样的话就会伤及周围的良好组织。医生应该怎么办呢?在没有给出先前的军队的例子的被试中只有10%想到答案,这是控制基线。然后,在先前学习了军队例子的被试中,这个比例也仅仅只增加到30%,也就是说只有额外20%的人“自动”地将知识进行了转移(自己就能触类旁通)。最后一组是在提醒之下做的,达到了75%,即比“自动”转移组增加了45%之多(需要别人提醒)。这个例子说明,知识的表象细节会迷惑我们的眼睛,阻碍我们对知识的转移运用,在这个例子中,两个问题领域表面上是不相似的,但本质上是一样的。然而就是因为表面上不相似,而我们的记忆提取又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些表象上的线索来提取的,因此这些表面不相似性便阻碍了我们在问题之间进行的类比,阻碍了我们将在一个情境下掌握的道理运用到另一个情境下。[/blockquote]
我自己就有这样的体会,我在学习专业知识的时候经常使用 Google ,遇到知识性问题第一反应就是上 Google ,或者上 Wikipedia 。然而,在实际生活当中遇到一些生活问题的时候,往往第一时间想到的却不是 Google ,而是之前解决生活问题的时候建立起来的习惯(比如询问身边的朋友,或者干脆放一边不管)(虽然我曾经总结并告诉自己说“遇到任何知识性问题,第一时间问 Google ”),怎么会这样呢?生活问题难道不也是问题?难道不也应该联想到对待专业问题的方法——Google 之吗?可是我们的记忆系统的特点决定了不是这样的,生活问题就是生活问题,大脑会第一时间将我们之前怎样解决生活问题的方式提取出来,这个优先级要远远高于一个更一般的策略——Google,只有当没有特定策略的时候,大脑才会退而求其次寻求一般性策略。
还有更生动的:有一次在豆瓣上看到某人日记里面提到一个讲座,后面写了一些感想,但讲座的链接没有给出,于是我第一反应就是留言问他要链接,但是实际上呢?只要把讲座的关键字扔到 Google 上就行了。我可是 Google 的重度使用者啊,怎么会忘了这个呢?!
事实上,我们在解决问题的时候一般有两个思维步骤:一是根据问题情境线索从记忆系统当中提取以往成功过的方案(沿袭类似情境下用过的可行方法,这个也被称为 mental shortcut),然后评估该方案是否已经能够解决当前问题了,如果能够,就中止记忆搜寻(这个也被称为 satisficing 原则),在刚才提到的日记问题中,留言询问作者是我在成为 Google 重度使用者之前建立起来的、针对这类情境的特定习惯,甚至也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的第一习惯(如果一个人详细说到某件事情,他肯定知道个中究竟),而且这个方法的确满足可行原则,因此,在这样的思维方式下,我不假思索地就沿袭了旧习惯,而没有成功地将在另一个问题领域建立的更好的方法推广到这个问题中来。如前面所说的,如果这个日记是不允许留言的,并且我不认识这个作者,我可能就会立即想到去 Google 了。
7. 认知失调与自我辩护。如果我们在听到别人的道理之前已经有了一个心理上的倾向,那么即便别人给出一个有一定说服力的理由,根据认知失调理论,我们也会竭力为自己辩护;又由于世界是复杂的,所以我们几乎总是能够找到辩护的借口——“上次报纸上说一个英国老太太每天必吸一支烟,活了一百多岁呢。” (《Mistakes were made(but not by me)》)
(三)不需要经历也能明白——理性的力量
我们对于事物的思考深度常常是不够的,在浅层次的思考了之后,如果我们的情绪系统或者直觉已经给出了倾向,那么很少有人会继续深入地思考,而开始转向着手行动。这种匆忙的态度往往是失败的起源,在碰壁了之后,我们被动地“让事实告诉了我们”某方案是行不通的,让事实替代我们进行了思考和推理,我们从失败当中获得了信息,知道了为什么之前的方法是不恰当的,这就是一些时候我们认为要亲身经历才能明白的原因。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任何时候我们都只能“做了之后才发现…”,人类最强大的能力就是社会学习——[blockquote] 普通人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聪明人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blockquote]
人类最强大的另一个能力则是归纳和推理——[blockquote] A few lines of reasoning can change the way we see the world. (via)[/blockquote] 我们可以仔细地,理性地思考、权衡各个选择的利弊,而不仅仅满足于情绪上的判断。 假设我们面临两个选择,A和B,我们可以结合别人的经历,利用自己的推理能力,去分别推断A或B选项带来的各种各样可能的利弊,对于其中不确定的因素我们或者可以进一步从别人那里收集更多的信息来使得判断更靠谱,或者可以对风险的上下界进行一些估计,总之,我们尽量去让我们大脑中假想的角色去经历失败——我们通过推理发现某条路行不通,就避免了现实中去碰一鼻子灰。[blockquote] 我们在大脑中走得越远,在现实中就走得越稳。我们在大脑中失败的次数越多,在现实中失败的次数就越少。[/blockquote]
直到实在没法在事先知道答案(你所面临的问题是任何前人都没有探索过的),才必须亲自探险,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是在重复别人走过的老路,而是探索者,创新者,因为我们站在了别人的肩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