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来的年轻人——对一个乡村小额信贷组织的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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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正在深入田间地头，耐心运作着单笔五千元或一万元的贷款业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又一个尤努斯的中国效仿者。

　　贷帮。

　　中国目前真正针对农户的、贷款金额3万元以下的小额信贷组织只有100多家，其中，没有政府背景和国际援助的可能只有数家。贷帮是其中之一。他们自认为正在解决中国政府一再强调的农村融资困难。他们正在做国有银行不屑做或者做不到的事。他们相信公益可以通过商业经营实现。他们给农民带去信用认知、创业帮助。

　　他们身份不明，孤立无援，随时可能夭折。

　　一笔小额信贷的诞生过程

　　“5000块太少了，”金老板从裤兜里摸出一小袋槟榔，往嘴里挤入一枚。“我想贷1万。”

　　“不行啊金老板，”李蝉婉拒了金递过来的槟榔。“我们公司的规定，客户第一次贷款只能贷5000元，如果你的信用好，下次可以增加额度。高经理应该跟你说过了吧?”

　　高经理已经脱了鞋，与金老板的妻子坐到了一起。她们坐在一个叫作“火箱”的床形装置上，腿上盖着被子，嘴里嚼着槟榔。“火箱”下面有电热设备。这是3月下旬的湖南省沅江市，金老板租来的10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与正在下雨的户外一样冷，大概只有5℃。

　　像中国南方大部分地区一样，在湖南，“老板”基本上成为对成年男性的尊称，无论他们是否做生意。金老板是洞庭湖区万子湖乡的一个渔民，以贩运鱼虾为生。据他说，好的年份，收入一、二十万元没问题，当然，花销也很大。2007年，他的船沉了，改行儿开了麻将馆。不久前，麻将馆遭遇拆迁，他把它搬到了家里。他的一个房间里摆着两张麻将桌。

　　金想重操旧业。他定制了一条价值6万元的钢板船，还需要1万元到长沙购买发动机。高经理的姐夫与金同村，向他介绍了高经理为之服务的“贷帮”。

　　“5000不好，”金老板又把一枚槟榔放进嘴里，“不需要。我有八九万借给了亲戚，不好要，面子过不去。我开赌场，一天赚5000也不止。”如同大多数湖南男人，金说话的声音大得像吵架。“这些东西，”他用手在空中一划，“随便一样也不止5000块。我们不可能骗你们。”在他所划的范围内，有一台柜式空调，一大一小两个电饭锅。

　　“我们是信用贷款，”李蝉说，“不要抵押物。”她给金出主意，可以再找一个人，比如他的哥哥，来替他贷5000元，“垒大户”。

　　金老板认为这个办法不错，吐掉槟榔渣，换了一枚新的，随手把包装袋扔进了垃圾桶。李蝉开始向他作“贷前培训”：什么是“三人联保”，什么是信用。

　　“如果你不及时还款，给你担保的两个人不仅要替你还，他们的信用也会受到影响。”

　　“知道知道，没问题。”

　　“那你找人吧，两笔贷款，需要四个和你同村的女性担保人。”

　　金老板的反应说明他刚才根本就没有认真听课。“我们村离这里五六十里路，现在哪里去找这么多人?还都要拍照，人家也不愿意。”

　　“太麻烦了，”金老板说，又把手伸进了裤兜，当然，这一回他没有找到槟榔。“就贷5000算了。”

   

湖南省沅江市莲子塘村，贷帮工作人员在跟村民交流贷款事务。

　　紧接着，他对李蝉强调的联保人必须是女性这一规定又表现出惊诧。李蝉解释说，他是他所在的村子里第一个向贷帮贷款的人，因而不可能在村里找到其他有良好信用的贷帮客户担保，这种情况下，贷帮认为，女性比较可靠。

　　金老板一边大摇其头，一边开始打电话找人。李蝉指导着高经理在麻将桌上填写客户调查资料表。高经理接连两次抄错了身份证号码，表情烦躁。像贷帮在当地招聘的许多农民客户经理一样，高经理文化不高。“她曾经填表填哭过。”后来李蝉对我说。

　　在等待担保人的时间里，李蝉为金老板和他的妻子照了合影，并对他们提供的证件拍了照。金老板对需要在合同上按手印又表示了小小的惊奇。“太麻烦，”他说，“我在赌场一输就是1万。”

　　金老板的话引起了李蝉的警觉。“这个，”她指着麻将桌，“在这儿?”

　　“赌场，”金老板说，“这个是麻将馆。”很快，他把我们带进了一部黑帮电影。往年在不打鱼的季节，金老板就与几个朋友合伙开赌场，一个月可以收入数万元。当然有“黑社会”，有“看场子”，有“保护费”，有“警 匪一家”。金老板自称总是控制不住自己不赌，结果开赌场赚的钱只是过眼云烟。“我不会用家里的钱去赌，”金老板说，“我老婆也不可能让我贷款去赌啊。”

　　金老板不参与“黑社会”的活动，但有时会请他们帮忙。2011年春节，他把村里的一个干部约到茶楼里，为自己曾经的沉船索要补偿。看着金身旁的两个人，村干部给了他5000元。“我知道他贪污。”金老板说。

　　第一位担保人来到了，距离我们见到金老板过去了两个多小时。她坐进“火箱”里，听李蝉的培训。“如果金老板不讲信用，会影响你的信用。”

　　“可以，可以。”她与金同村，以船运芦苇为业。

　　在完成了本人及证件拍照后，担保人利索地在合同上按了手印。看得出来，这才是她一进门就想做的事。

　　将近中午，另一个担保人找到了，约好在街头见面。是金老板的妹妹。

　　雨还在下，我们的雨伞数次被风顶得翻转过来。我建议去看一下金老板的船。

　　洞庭湖边，金老板的船正在焊接中。一张平铺的7米多长的钢板上，已经焊好了几个隔断。

　　“这里装鱼，”坚持不打伞的金老板指着那些隔断说，“这里放小龙虾。”

　　李蝉所在的公司叫“贷帮”，是一个专门向中低收入农户提供3万元以下贷款的乡村信贷组织。这样的组织目前中国有100多家，其中像贷帮一样没有政府背景的不过数家，茅于轼创办的山西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规模最大，目前贷款余额4000多万元(近3000笔)。为了与数千家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相区别，杜晓山(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小额信贷联盟理事长)把上述组织称为“公益性制度主义小额信贷”，而本来只有它们才叫“小额信贷”(microcredit)。

　　李蝉大学毕业进入贷帮不到1年，公司的年龄比她的工龄也不过大两岁。她是海南人，在大学里学的是“劳动与社会保障”。成为贷帮员工之前，她参加过一些NGO的活动，自称要找“最辛苦的工作”。从目前来看，她的愿望基本上实现了。

　　我们在等从沅江市区到莲子塘村的公共汽车。贷帮在湖南唯一的办事处设在莲子塘。细雨时有时无，寒气逼人。“你说金老板靠谱儿不?”李蝉跺着脚问我。她的鞋里进了水。

　　我认为问题不大。如果他想骗贷，不会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而且，高大姐是贷帮在当地招聘的第一批客户经理，忠诚度就像她的姓一样。

　　我认为天气太冷，应该打一辆出租车。我们已经站了将近40分钟，到莲子塘不过10几公里。李蝉有些为难，她不想因为拒绝我的好意让我难堪。“要不再等等吧，”她说，“享受惯了就吃不了苦了。”

　　那天的4路汽车不可能来了。当我们跟着另一位也要去莲子塘的小伙子坐上开往长途汽车站的公共汽车后，售票员说，4路车罢工了。

尹飞描述的前景打动了经理们，他们暂时忘记了寻找客户、催收欠款的烦恼。

　　小伙子是当地人，在华宇物流某地分公司担任部门主管，回来休假。他热情地给我们买了票(每张1元)。他对华宇物流被荷兰TNT收购之后的表现很不满意：与外国高管的薪酬相比，他的工资可以忽略不计。

　　在开往益阳(路经莲子塘)的长途车上，我们热情地给他买了票(每张4元)。我们回到了贷帮莲子塘办事处，要分手了。“我表哥在这一块名气很响，”华宇员工说，“如果你们遇到麻烦，可以去找他。”

　　啊哈，金老板。

　　办事处在莲子塘村商业区的边上。商业区主要包括一家农村信用社，一个小菜市场，一间理发店，一家小旅馆，几家饭店，两个小的日用品和食品超市，一个建材商店。

　　贷帮租的是一栋简易居民楼的底店，两层，大约50多平方米。一层前半部办公，后半部为厨房和卫生间。二层是宿舍。

　　李子已经做好了晚饭。办事处三个人里只有他是湖南人，农业大学毕业，今年2月加入贷帮。另一位叫有为，是莲子塘办事处的创建者，广东人。他们互相称呼用的是在贷帮网上论坛的昵称，按照这一习惯，下面我将称李蝉为“馒头”。

　　作为办事处主任，馒头主持了当晚的小组会。有为有些不太配合，有时候可以感到他在故意找茬儿。他可能对不久前馒头取代他的主任位置还有些生气。三个人讨论了明天的客户经理培训和近期的宣传计划。他们对将要制作的宣传横幅上究竟是写“深圳贷帮”(贷帮公司的注册地)还是“贷帮”莫衷一是。他们就横幅大小、字体颜色等展开讨论。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有些议题很无谓，但与我们所熟悉的中国式会议不同的是，三个离开学校未久的年轻人的热情。

　　贷帮不是尤努斯

　　早上8点半，6个客户经理从不同的村子赶到了办事处，包括高大姐。最远的一位离这里有60公里，还有一位来自洞庭湖深处，需要坐船。有为按着墙上的“讲纸”(没有讲板，以写好提纲的白纸代替)给经理们上课。“要让农户认识到信用很重要，”有为说，“诚信的客户会享受到越来越低的贷款利率，从现在的1分3(月息)直到9厘。”接下来，他要求经理们要“更专业”，掌握判断客户资质的技巧。他举例说，如果看到客户家里总是剩菜剩饭，或者平时在家里只炒一两个菜在外面却大摆排场，就要格外警惕。“赌毒害全家”，这是他念的四句顺口溜的最后一句。
　　馒头传授的是如何正确填写调查表。此类培训显然不是第一次，经理们的文化程度决定了培训需要很大的耐心。他们的学习态度很认真，当馒头发给他们空白的调查表做测验时，坐船来的那位竟然还画出了数个手印的形状。
　　经理们提出，贷款额度偏小、按月还款过于死板等问题导致发展客户困难。这不是馒头们能决定的事情。这时候，门外停住了一辆轿车，下来一个戴眼镜的小个子年轻人，提着包，走路身子略弓，进了办事处。经理们都认识，他是贷帮的创始人尹飞。
　　尹飞开着租自“神州租车”的汽车从长沙赶来参加培训会。他的工作除了寻找投资，主要就是巡视贷帮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的几个办事处。
　　“额度不是不可以提高，”尹飞笑眯眯地对经理们说，“灵活还款也不是不能商量，但是我们要先问一问自己，是不是已经把现在的产品做得很好了?”他的意思是，如果这么小的额度、这么高频率的还款都不能做到无逾期、无拖欠，怎么保证新产品可以无忧?
　　“最主要的是要划分区域，建立中心社区，追欠款、发展新业务现在都不重要。各位要尽快熟悉所在的社区，主动为其中的潜在客户做信用评级，做到心中有数，不要等人家送上门来。也不要遍地开花，自己又累，效果又不好。”尹飞去过印度和孟加拉，见过“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知道那里的客户经理一个人管理300个客户，而在座者手里最多的不过几十个客户。

  

　　身子微弓、笑眯眯的尹飞看上去像一个好脾气的推销员，让人感觉他既善解人意，又办法无穷。他在贷帮内部叫蟋蟀。“想一想，”蟋蟀说，“如果你手里掌握着附近一百、两百个潜在客户，对他们的情况都了如指掌，那你还用像现在一样10几个村子到处去跑吗?那时候，老陈，”他笑着招呼那位赶了60公里路的经理，一位兽医，“你每天在街上走一走，喝喝茶，就把业务办了。我们的收入当然也会跟上，专职做贷款，不是没有可能吧?”

　　尹描述的前景打动了经理们，他们暂时忘记了寻找客户、催收欠款的烦恼，也忘记了“遍地开花”在开展业务初期曾经受到鼓励(尹稍后向我承认自己当时 “也不懂”)。“尹总的话给我们指明了方向，”老陈说，“我原来有几十笔业务，还是总觉得可干可不干，现在觉得可以干下去。”

　　在小饭馆里吃了一顿午饭后，经理们回去了。馒头和蟋蟀发生了争论。一位曾经有信用的客户再贷款时超过了贷帮的年龄限制(65岁以下)，馒头认为不该因此让一位优秀客户失望。“当初你给我们做培训的时候说可以放宽，现在为什么不行了?”

　

　“我们在从扶贫自然人向机构转变，原来的很多判断标准对机构来说是不可操作的。”蟋蟀给馒头解释。“为什么非要在65岁上较真呢?30岁40岁的客户不够吗?而且，有没有更聪明的方法呢?比如让他的儿子作借款人。”

　　尹说的原则是对的，但显然他忽略了具体操作中的困难。“你觉得蟋蟀是不是在忽悠?”当天下午，尹飞开着“神州租车”赶往江西后，馒头问我。这个海南姑娘掌握了不少北方俗语。作为领导者，尹飞有足够的鼓动力、解释力。“领导必须要高瞻远瞩吧。”我说。

　　“我们都明白彼此的意思，”馒头说，“但是为了催欠款，凌晨去农户家蹲点儿的不会是蟋蟀。”

　　蟋蟀有更大的压力。来莲子塘之前，他刚与理事会吵了架。理事们认为贷帮的业务质量不好，贷款逾期率达到了8%。尹不同意，如果与农村信用社30%到40%的不良贷款率相比(甚至有资料推测这一数字为60%，或许因为分级不同)的话。除去创立初期的遗留问题，贷帮目前不到500万元有效贷款余额中，180天以上的拖欠率不到3%。理事们更大的不满在于，几次看起来很有希望的融资都没有落实。

　　尹是江苏人，像贷帮的大多数员工一样，也出生于农村。1992年，16岁的尹考上清华大学，但未能进入报考的计算机系，被调配在水利系。他不去听课，甚至不参加考试。他自学计算机。他被学校劝退。尹前往深圳，加入张树新创办的电子商务公司瀛海威。互联网泡沫破灭，尹应聘进入深圳市商业银行筹建网上银行。2002年，26岁的尹因为成绩突出被提拔为“行内最年轻的正科级干部”。尹发现网上银行尽管热闹一时，但远非银行的主流业务。他开始自学金融、财务，如愿介入中小企业贷款业务。2006年，平安保险收购深圳商业银行，尹被新来的分管中小企业信贷的副行长看中，成为其秘书。尹设计了无须抵押和担保公司的小企业信贷方案，终因银行“抵押文化强大”，无法推行。尹很沮丧。这一年，尤努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让尹相信自己是对的：“人家根本没有抵押物，做了30年，帮助了那么多穷人，风险控制得又好，不良率2%以下。我们则是500万元以下的贷款基本不做。”在银行新一轮的提拔中，尹落选了。双重失望导致他2007年6月辞职。

　　尹飞希望自己能像尤努斯一样做一家为农民服务的银行。在中国，他不可能获得牌照。他可以注册小额贷款公司，但是既没有那么多钱(2000万元注册资本金)又不想受限制(不能跨地域经营)。他不想犯法。2007年11月，阿里巴巴在香港上市，尹称自己受到了启发：他可以像阿里巴巴一样做一个中介平台，为放贷人和借款人撮合交易，而个人借贷，是合法的，并且，不需要审批。这就是目前贷帮使用的P2P(point2point)模式。

　　接着，尹出现在湖南、湖北、江西、四川、云南等地，搜集不同类型农村的资料，了解农民的借贷需求。他选择湖北大别山区一个距县城60多公里的村子进行放贷试验。他假装成一个“有组织”的人。半年后，十几笔贷款如期收回，只有一笔拖了几天。他证实了尤努斯的说法：穷人是有信用的。

　　2009年春节前，尹回到深圳，邀请过去的银行领导、商界友好开了一个研讨会。尹宣告自己的扶贫试验成功：小额信贷能够帮助穷人，同时也能赚钱。他列出有可能出资共襄其事者的名单，一共40个人，借拜年之机逐一试探。这是尹飞第一次寻找投资，7个人响应，筹款30多万元。

　　尹聘请程序员开发网络平台，注册公司，招聘员工。有为就是这时候来到贷帮的。

　　与有为同时加入贷帮的有10个人。跟着一位师傅在江西信丰、湖南耒阳等地尝试办了一些业务之后，2010年1月，有为被派往沅江莲子塘村筹建贷帮第一个办事处。他与另外两个同事一起租房、招聘客户经理、宣传。当时尹飞决定推行联保和分期等额还款(原为无担保、一次性还款)制度。“团队所有人都跟我吵，”尹说，“好不容易在会议室里听明白了，出去跟老乡一谈，回来就跟我说老乡不接受，分期还款不行。”

　　“老乡不接受，”有为回忆说，“他们手里现金流不稳定，分期还款有困难。”一直到4月末，业务仍无进展，两个同事先后离开贷帮，客户经理在闹辞职。“太难了，”有为说，“这边的人要散了，总部那边又不让步。”他崇拜蟋蟀。他每天默念师傅教的“我们的办法比困难还多”。

　　5月初，有为与客户经理们联名上书请求放宽限制，并且保证业务质量。“我只能让他们去试。”尹飞说。可以灵活还款让农民的借贷积极性空前提高，有为当月完成96笔贷款。“说实在的，”有为说，“尹总是冒了风险的。”按照尹飞的说法，他预料中的坏账接踵而来。“原因就是我在会议室里讲的：他们确实不是想骗你的钱，他是控制不住自己。他赚了钱，但是用掉了。”2010年10月，馒头被总部分配到莲子塘，跟有为实习一段时间后，代替有为成为主任。

　　“有为是我师傅，”馒头说，“我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现在宣传的时候还有人怀疑我们，更别说有为那时候了。”

　　“说实在的，”有为说，“一开始是有点想法。尹总是想让我休息一下。说实在的，公司出钱让我到北京培训，馒头在这儿顶着，我才能去学习。”说实在的，有为说的每句话都很实在。这是一个诚恳的小伙子，只是脾气倔强。

　　有为同期的10个同事已经走了8个，教会他念“我们的办法比困难还多”口诀的师傅也离开了。

　　“不是有为犯了错误，”尹飞说，“是我犯了错误。就像打仗一样，他本来只能用步枪，我给了他一把冲锋枪。”直到现在，贷前调查、培训和贷后管理不够的问题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在贷帮江西、湖南、湖北几个办事处中。馒头所说的“凌晨蹲点儿”大多也根源于此。“贷前培训我们要求客户经理做一次，主任上门一次，要让客户发自内心地明白。这方面，他们下的工夫太少。” 以此相照，馒头对金老板的调查和培训显然有些草率：我们甚至没有核实洞庭湖边的那条制作中的船究竟是不是他的。在孟加拉，贷前培训通常要3到5次，每次不低于半小时。这是一个需要极度耐心的工作。“我的团队吃的亏还不够，”尹说，“那我怎么办?我得扛住损失，给他们空间去犯错误。小馒头还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主任，学生气好重呢。”他举例说，馒头曾经给一个米厂“垒大户”贷了3万元，当他前去视察时，他马上发现了火灾、工伤、粮食价格下跌等诸多潜在的风险点，“他们根本没想到这些”。对于米厂1年的出货量，馒头认定的是实际数量的10倍。“这种信贷感觉可能3年也培养不出来。”

　　“但是，”笑眯眯的尹飞眼珠一转，“反过来说，这个项目非常有前途。就是这种水平的团队，每个人管理一百多万贷款，没出太大的事，了不起吧?”

　　合法性难题及资金瓶颈

农村金融市场一直被誉为“金字塔底端的财富”。很多国家政府和民间社会组织致力于慈善之役，但始终没有消除贫困。“微信贷”能最终改变一切吗？

　　贷帮累计2000个左右客户中，像金老板这样具有传奇色彩的不多。他的贷款申请已经通过长沙中心审核并在网上撮合成功，用时三天。

　　唐老板是贷帮的优秀客户，已经是第三次贷款，金额提高到了2万元，月利息降至1.017分。

　　唐生于1972年，曾在福建打过3年工，2008年回乡从事养殖业。他先后养过鸡、猪，运气不好，不是遭遇鸡瘟就是赶上猪疫。“屡败屡战。”李子总结唐近几年的人生经历说。

　　唐所在的村子叫楠竹山，离莲子塘不远。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已不再热衷于奔赴广东、福建打工(那里的工资水平已与本土接近)，但他们仍然愿意到家乡附近的城市寻找工作机会，像唐一样留在村里创业的年轻人极少。这一次，唐准备养殖食用青蛙。他雇用的巨大的挖掘机正在他承包的耕地上给青蛙挖池塘。

　　贷帮的2万元贷款并不能满足唐的全部资金需求。“我们只是作为农户资金来源的一个补充，”有为说，“不能包办一切。”唐还是很感谢贷帮提供的帮助。尽管村里刷着“信用社是农民致富的好帮手”的标语，但包括金老板和唐以及一位村干部在内的很多人都认为没有关系不可能从信用社贷到款。“很多人想到(农信社)就怕。”唐说。农信社是中国最大的为农民提供贷款资金的组织，2010年有贷款余额的农户4000万户(杜晓山对这一来自银监会的数字表示怀疑)，它留给贷帮之类民间金融组织的市场巨大。

　　“这里养青蛙，”唐指点着他租来的土地，“这里种藕，种有机蔬菜。”你又想起金老板了吗?

　　“遍地是黄金。”唐大声说。他穿的雨靴沾满了泥巴。夕阳下，远处大片的油菜花在风中摆动。

　　一位与唐同村的年轻人一直在看。“我想学习学习。”他有些不好意思。

　　唐邀请我们到家里吃晚饭。我鼓动有为和李子破一次例。“我的原则是，”之前有为曾说，“业务完成之前，不吃客户一口饭，因为心里不踏实。”

　　“你们太教条，”唐作出很严厉的样子，“弄得我们心里很不舒服。就是家常便饭，又不是要花很多钱。”

　　唐的妻子还是做了很多菜。唐喝了一点儿酒，脸变得很红。他对很多事情有自己的看法，比如计划生育。他有两个孩子，老大是儿子，按规定不能再生，但他还是让意外怀孕的女儿出世了。他对收罚款的人说：“罚两万太少了，我有5万，你们来不来拿?”村里有因为“超生”被强行流产的，有被牵走耕牛的，还有的被游街示众。“他们(管计划生育者)也看人，”唐说，“欺负老实人。我是村里比较调皮的。”他的女儿前年患病，花了1万多元。他认为合作医疗实际上对农民并无帮助：“到了医院先问你有没有医保，有，原来5000(元)治好的就搞成10000。”他的这一说法在农民中很普遍，但一位村干部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持此说法的村民去的不是正规医院。

　　饭桌上当然少不了传说。沅江槟榔业最大的一个老板购买了10公斤海 洛因，被抓走后又得到了释放。“因为那是他的原料。”啊哈，金老板，“赌毒害全家”。

　　唐执意要送我们回莲子塘。他用摩托车带着我，那位挖掘机司机的摩托车可以载两个人，他回家顺路。

　　“我在福建打了3年工，做管理人员，一个月工资跟老婆加起来7000多块。我想自己当老板，就回来搞养殖。我老婆说我们要是不回来，现在也能存下30多万。我说30万算什么。我可能不成功，但是人总要有奋斗目标，即使不成功，也享受了过程。”在漆黑的乡村公路上，唐不时回过头来跟我讲话，以致摩托车时常改变方向。“贷帮这样的公司还是太少了，”他最后说，“没有竞争，利息就还是高。”

　　当晚村里停了电，这是我来之后的第三次。这篇文章的一部分素材就是在借蜡烛照明的5℃以下的旅馆里写下的。在又黑又冷的房间里，我想起有为说过的，建办事处的时候没有被子，他跟他的一位男同事紧紧抱在一起御寒。

　　尹飞也希望贷帮这样的公司多一些。“我们一家做，犯了什么错误，连找个借口的地方都没有。如果到处都有人做，即使我们出了问题，别人也能证明可以搞得很好，所以你(监管者)不要为难我。”

　　贷帮的办事处里都悬挂着一个大的标牌，上面写着从2004年到2009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关于鼓励为农村服务的多种所有制金融组织的内容。它应该是尹飞的尚方宝剑，尽管像我们熟知的那样，以“鼓励”开头以“鼓励”结尾。

　　创立贷帮之前，尹飞请律师朋友论证了它的合法性，但他仍然做了“坐牢”的准备。他甚至想好了“怎么让人搭救”、“怎么在媒体上呼吁”。他认为政治风险不大，只是有被定为“涉嫌从事未经许可的金融业务”的可能。为了规避风险，贷帮坚决不吸储，坚持每笔业务都是个人对个人的贷款，而且贷前即向放贷者收取管理费(3-5%)而不是贷后与其利息分成。尹想找到一个公益机构“挂靠”，但没有人愿意接收。他托关系得以“私人身份”向银监会“汇报工作”，请求监管，在得到鼓励的同时也被拒绝纳入监管：“我们太小了，管你干嘛?”尹可能需要借此让自己保持接近体制从而接近“银行牌照”的幻觉。

　　钱是另一个重要问题。2009年，贷帮亏损60万元，2010年这一数字上升至185万元。贷帮理事会高峰时有30个人，陆续有四五位退出，尹飞都悉数退还了他们的股金。目前，贷帮还有400多万元现金。“支持到今年年底没问题，”尹对馒头和有为说，“不行，我领着你们改行儿在镇上卖饲料，肯定能赚钱。”

　　看起来他像是在开玩笑。尹一再宣称他当下最需要的是人，钱是第二位的。很快，你就将看到他是如何反驳自己的。

　　“如果能再有300万到500万元投资，”尹说，“我就从大学再招100个小馒头，他们便宜啊，他们有理想有追求，我就辛苦一点儿，来教他们。如果3年以后，小馒头这批人成长起来，能达到我业务管理能力的一半儿，每个人可以管理5000万元贷款(每人管20个客户经理，每个客户经理管理200到300万贷款)，不就是50个亿了吗?”当我们谈到培养小馒头的成功率和员工流失率(因为工作辛苦，待遇低或者缺乏能力)尹飞长出一口气。“很难，真的很难。”

　　他几乎马上又打起了精神。“有我这样技能的人不是很难找，有这种追求、愿意吃苦的人可能不多，那是因为我们没钱，所以才需要理想。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大量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要是有了钱，发工资就行了嘛。”

　　面对不断让他碰壁的各类投资人，尹飞给他们描绘的就是“50个亿”的前景：如果贷帮建立起能够支撑50亿贷款规模的团队和流程体系，那么，利用金融杠杆效应，通过集合理财、定向扶贫信托、批发转贷款、开放式扶贫基金、定期定投，委托贷款，资产证券化等“创新的非存款型金融产品”，5个亿资本金至少应该可以撬动50亿元的资金，以6%管理费计，资本回报率可达到60%。“如果杠杆率是20倍呢?还有什么生意比这个更赚钱?”

  

　　2010年5月，通过原来瀛海威的一个同事，尹飞认识了蔡文胜。经过数次接触，蔡答应在厦门与他谈一次。5月13日，尹飞赶到深圳机场，最后发现当天并没有自己的航班。他的航班是第二天的。

　　尹与蔡谈了“一个下午”，一直遵循着朋友的告诫(找蔡的人太多，蔡忌讳上来就谈投资)。临别，蔡建议尹换一个智能手机上微博，“那是非常重要的舆论渠道”。

　　尹在机场发了他的第一条微博。“今天到厦门拜访蔡文胜先生，感谢蔡总对贷帮项目www.  daybang.  com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有些蔡总的朋友也想进一步了解贷帮项目，欢迎邮件赐教。落实蔡总建议，利用候机时间，试用一下微博。”

　　尹有意无意地与蔡保持着联系，中间有意无意地说到“蔡总朋友多，能否介绍投资”。蔡在贷帮网注册了一个账号，投了十几万元试用。

　　2010年12月2日，蔡文胜在微博中写道：“这二天做了个决定，投资一个项目。这个项目需要投入资金和精力，几年内也不会赚钱，以后也可能很难赚钱。但这个项目能够帮助不少人，存在的每一天都会给一些人希望，以后发展能改变很多人的生活与命运……做投资都会有回报需求，心灵满足也是种成就感。”

　　. 至少，看上去打动蔡的并非“50个亿”。“我本身是农民，”蔡对《创业家》说，“小时候一天三顿饭有两顿寄在别人家。农民需要帮助。我从尹飞身上看到他对这件事情坚韧不拔的奋斗，他不是为了赚钱。我把它当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去做。”

　　蔡的投资尚未全部落实。“我会根据它的发展情况逐步加大投入。”他也不愿意透露投资额和占股比例。

　　通过微博，尹又认识了薛蛮子(最近薛、蔡等人仿佛成了连体婴儿)。薛认为这个项目不赚钱，还没有答应投资。尹飞有足够的耐心。我最近一次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正陪着薛在湖南曾国藩故居游玩。

　　尹飞竭尽所能跟投资人接触。他给素昧平生的汪潮涌(信中利国际控股公司董事长)发微博：“这里是湖北和安徽交界大别山深处的小镇，@汪潮涌 的家乡。@贷帮已在这里为数百农户提供小额贷款，帮他们做小生意或发展种养殖。希望在@汪潮涌 等杰出黄冈人的支持下，能帮到更多的老乡脱贫致富。”在最近的厦门微博营销大会间隙，尹想跟参会的李亦非(汪潮涌夫人，阳狮锐奇大中华区主席)交换名片。他犹豫着是不是等李与薛蛮子等人用完餐后再办，而宴会厅里用餐的人们都在席间自由走动、敬酒、交谈。他终于在李亦非要离开的时候换到了名片。他身子微弓，笑眯眯，格外谦卑。

　　关于钱，我们说得够多了。就快结束了。即便尹飞“钱是第二位的”指的是未来将撬动的“50个亿”，那么，当他有了足够的“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之后，“50个亿”真的会“水到渠成”吗?收购尹飞曾经任职的深圳商业银行的平安保险为了进入银行业努力了多少年?从1993年开始，杜晓山以社科院扶贫社的名义在河北易县为农民提供小额信贷，后扩展至河南虞城、南召、河北涞水等地。经过17年，扶贫社由最初的10万美元(孟加拉乡村银行5万美元低息贷款和福特基金会5万美元捐赠)发展至目前贷款余额2000多万元，速度缓慢。“没办法，”杜说，“没有钱。”扶贫社的资金积累除了自身的“微利”外全部来自捐赠，捐赠又多来自国外，而中国经济的“奇迹”导致这类捐款已近绝迹。杜希望能像小额贷款公司一样从银行得到批发贷款，但目前尚看不到可能。2009年，茅于轼等人创办的永济富平小额贷款公司获批成立，之前与当地果品协会合作的助农小额贷款项目有了合法身份，但同样很难从银行获得资金。“更好的(融资)办法是从银行转贷，”茅对《创业家》说，“我们需要的数量也不小，但是银行有更优质的客户。政府要求银行支持小额贷款，但它们可以做，也可以不做。”他认为尹飞“5个亿撬动50个亿”的设想是成立的，但是，“按照现在的规定，小额贷款公司即使能够取得银行转贷，也只能贷到资本金的50%。”

　　我跟着有为和李子到莲子塘所属的三眼塘镇去催费。在充满槟榔和香烟味道的4路车上，我们得知前几天4路车并没有罢工，而是被其沿线的一个村子的村民拦住了去路。该村一位村民承包的行车路线与4路车有冲突。

　　第一户要催的是徐老板，当期还款已经逾期数天。这是一位真正的老板，经营着一个包子铺。

　　徐老板正在铺子里间和几个朋友打牌。看到有为，他抓起面前一小摞1元面值的纸币走出来。“6天以后一起还清。”他说。

　　“好吧，”有为说，“那你写个保证书给我。”他拉开包，寻找纸笔。

　　“不写，”徐说，“你知道我的脾气。不写这个东西。”

　　“说实在的，我们也要跟领导交差，别让我们为难。你写了，领导就知道我们来过了。”

　　“嗯，要不不知道你们来过。”徐若有所思。

　　“是啊。”有为拿出了纸笔。

　　“不写。”徐坚定地说。“我的钱都在儿子那里，他上班去了。”

　　“他几点下班?”

　　“六点。”

　　“那我六点再过来。”

　　“你不要过来。”

　　“那你写个保证书吧。”

　　徐有些生气了。他近乎冲动地从上衣里边的口袋里拽出一叠一百元的钞票。“这四百你先拿走，”他把钱递到有为手里，“不要过来。”

　　在说好过6天清账后，我们离开了。“说实在的，”有为说，“他们不是不还钱，但总是能拖就拖。他们觉得只要我肯定会还你就是有信用。他不是生气，说实在的，这里的人都爱面子，他的朋友们在等着他打牌，都在听着，他想让我们尽快离开。这也是施加压力的一个好方法。”

　　当我们催费结束准备返回莲子塘时，一位开着面包车的司机停下来招呼有为。“我送你们。”

　　有为谢绝了。“买这辆车的一部分钱就是从贷帮贷的。”他看着远去的面包车说。

　　在尹飞的计划书里，贷帮在2013年的贷款余额将达到10亿元(10万笔)，那时贷帮将越过盈亏平衡点，可实现利润2500万元。“不管你怎么评价我，”尹飞对我说，“我只希望你能帮我传达出‘我们需要大量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这个信号。”如果我没记错，我帮他传达了三次。